“新时代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在四川成都举行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刘若梅主持了第一阶段活动。她在主持词中说，2021年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当前，中共中央正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做好红色文物遗产，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建筑遗产保护利用与传承工作，意义重大。今天的学术会议旨在共同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文物保护利用研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探讨新时代不同类型建筑资产的保护规律与特点，探讨新时期文物保护如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进而探讨完善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和利用制度。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王军在致辞中表示，本次活动将通过回望建筑遗产保护历程，找出建筑遗产保护与发展中的问题，探讨适合不同遗产保护类型的传承方法与更新策略。未来，中国文物学会将在文物保护、文物考古、文物修复、文物交流等方面为祖国的文博事业，为呵护城市文化继续做出贡献。

王毅局长在致辞中向中国文物学会长期以来对四川省文物保护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在迎来建党百年的历史性时刻，众多建筑文物保护界的专家学者汇聚成都，交流先进思想，碰撞智慧火花，将为当地带来很多文物保护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对于更深层次的研究文化城市、更高水平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大效益的发挥文化资源价值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建筑师张宇代表北京建院在致辞中指出，与新中国同龄的北京建院确有一批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贡献有加的前辈，北京建院始终以投身首都新时代城市建设为己任，如1959年“国庆十大工程”中的八项、六十年代末天安门城楼落架大修乃至当今北京建院全力参与的“北京副中心”的一系列设计项目等，都是北京建院为城市更新及遗产保护所进行的有价值的设计研究。北京建院将继续支持以中国文物学会为代表的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与活态利用事业。

题目:讲述遗产保护的中国故事

单霁翔：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任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据不完全统计，自2005年以来，他亲自撰写出版的学术及管理专著共计50余部，仅2020年就推出新著五部。他所倡导的“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一直指导着全国文博行业与城市文化建设事业。2005年3月，他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2014年9月获国际文物修复协会福布斯奖。

一、 文保新事业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
      学科融合、沟通交流是文物保护工作推进的重要方式。无论是传统园林、20世纪建筑遗产，还是工匠技艺，这些工作都是一以贯之的，有着共同的目标，而非自说自话。
      在专业会议上各路文保专家学者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情景，几乎每次都发生，但是外界依旧会有疑问——我们在研究什么？我们在推动什么？事实上文保人员都在努力，但是如何能够和社会公众有效建立起联系？如何能够和社会发展有效建立起联系？如何能够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有效建立起联系？在过去，我们往往考虑的不多。
      所以我们曾提出的口号——第一，要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文化遗产拥有尊严；第二，要让文化遗产成为事业，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第三，要讲好中国故事，惠及广大民众。我们认为，实现这三点，才能真正做到文物保护。
      1.当代反思：求索人居环境的文化涵义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我们每个人都前所未有地关注人居环境。直至今天，这场疫情在很多国家依旧在肆虐。印度每天依旧有30万人染病，每天有2000多人死亡，那么这就更让我们对于所居住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地球，这座蓝色星球，已有40多亿年的发展历史，多么漫长！但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其实才300多万年。在过去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与自然曾和谐相处，彼此相安无事，但在过去的1万年，也就仅仅是这1万年中，人类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从渔猎时代走来，探索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习惯于仰望天空，求问求思。
      2021年4月24日是中国第六个航天日，我被邀请到家乡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主会场即设在此地，主办方为我颁发了特别奖。在颁奖以后的讲话中，我谈到了航天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航天代表着未来，文化代表着力量，今日航天科技的成就，无论是“嫦娥”、“天问”、“北斗”、“天宫”，还是在这次大会上，国家航天局所公布的火星探测器“祝融”，这些名字都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典籍。
      曾经的周公测影台、郭守敬的观星台，是在“问天”。郭守敬当时测定，一年有365.2425天，300年以后，人们才测出一年有365.2422天，比郭守敬晚了300年，误差只有25秒。曾经朱元璋建南京城、永乐皇帝建紫禁城，也是要“问天”。今天，我们保护文化遗产，更需要“问天”，以期实现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我们需要长久地脚踏实地地生活在我们的城市中，生活在我们的地球上。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城市化速度空前，较西欧和北美都激烈得多。以苏州为例，1986年至今，短短几十年，城市和乡村的比例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田野和村庄的面积逐渐减少，转变为城市，发生着历史空前的城市化进程。
      再以北京为例。北京城是“一圈一圈”地被建设起来的。在1950年代，北京市就已确定了分散集团式的城市布局，围绕中心，外面分布着10个边缘集团，再分布10个卫星城镇。1975年，北京的城市建设仅集中在三环以内，等到2002年，我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调任国家文物局工作时，一张“大饼”就铺开了。这张“大饼”越摊越大，几乎摊到了七环路。于此同时，城市也患上了严重的城市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便能感受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上下班的时间延长，休闲娱乐的时间缩短。同时，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也在下降，自然环境不堪重负。于是中央下决心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市委市政府用了三年时间搬到通州建副中心，雄安新区如今有2000多个塔吊在共同施工建设。我们需要通过多样的方式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3月考察世界双遗产武夷山的时候说道：“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我们走上了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它的两端，一头连接着过去五千年的文明，另一头更连接着我们的未来。
      2. 国际社会：保护文明遗产的通力合作
      世界遗产运动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才开始关注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那些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资源，特别是当他们受到威胁的时候，会举全国之力，甚至求助于国际社会来合力解决。
      比如在1950年代末期，埃及及其邻国为解决农业生存问题，需要建一个大型水库，即阿斯旺水库，但此水库建成后必将淹没努比亚遗址。埃及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就求助于国际社会。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相助，最多时派了52个国家参与抢救行动，将阿布辛贝神庙、菲莱神庙等转移到了海拔相对较高处。
      再比如一直在持续进行着的对威尼斯水城的抢救。因海平面上升，地下水被超量开采，及过度的旅游开发，水城面临着被淹的威胁。2019年，“水城”威尼斯遭遇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水灾害，全城85%被淹，1/3的步行街道受到破坏，之后的抢救则体现出了人类的集体智慧。
      一次又一次的抢救行动，使人们理解了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这些文化遗产并不是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遗产。
      因此，当“人类共同遗产”这个理念诞生以后，国际社会很快便达成了共识。在1972年即诞生了著名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但由于我们国家那时还在经历“文革”，因此加入公约的时间比较晚。侯仁之[1]等先生出国考察后，回国后积极进行呼吁。直至1985年，我国才加入，但在这13年中，西欧国家，尤其是意大利、法国，已经申报了大量的世界遗产。1987年，我们才将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甘肃敦煌莫高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还有山东泰山，申报为我国的第一批世界遗产。
      3.中国申遗：传统保护理念的巨大冲击
      第一批世界遗产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为我国传统的建筑保护理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1961年，我们就将万里长城设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仅限于嘉峪关、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等点段，从未将万里长城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遗产申报。但这次在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却是将历代以来，延绵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长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申报，并获得了成功。
      过去，对于泰山的保护只限于其摩崖石刻，但是在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我们开始认识到，摩崖石刻与其背后的山体是不可分割的，同时，摩崖石刻上的内容跟整个泰山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于是中国政府将泰山作为一个整体项目申报世界遗产，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也是从未发生过的。过去，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类别只有两大类，一类是文化遗产，另一类则是自然遗产。泰山项目申报成功后，才出现了第三类——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是我们国家对世界遗产事业的开拓性贡献。
      同时，该项目的申报成功，更是在理念和格局上极大地促进着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自此之后，泰山、黄山、武当山、庐山、峨眉山、武夷山、青城山、五台山、嵩山等，这些名山大川就全部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册中。当年五台山提出要申遗，我们到现场考察，为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和失落：20多处地点全都需要被整治，特别是核心的地方，这都是因为曾经的旅游开发而造成的破坏。在台怀镇，宗教寺庙建筑群的山下，居然汇集了上千个小门脸，小饭馆、小茶馆、小酒馆、卡拉OK屋、洗脚屋……在这些世俗的烦扰下，僧人还怎么念经？我们访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小和尚们晚上化好妆就下山娱乐去了。这怎么能成为世界遗产呢？因此，各方达成一致，认为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改变现状。于是经过5个月的拆迁，上千个小门脸都搬走了，以这些门店的原址为基线，再退后5千米建游客服务中心。通过付出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努力，一年以后，终于恢复了“深山古刹”的意境，五台山也成功申请成为世界遗产。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遇到了很大的压力，更多的城市和地区，都想要将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资源申报。特别是在1997年，山西平遥和云南丽江，这两个在世界上并不著名的小城，也进入到了世界遗产记录名册中，更是掀起了一波强大的“申遗热”。
      在此阶段，不算建设系统，仅文物系统的“预备名单”上就罗列了六七十项。当时我进入到国家文物系统，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我就掐着指头算，如果每年成功申报3、4项，这些项目全部申上也得20多年，这还未计算未来源源不断地即将进入名单的新项目。当时我的压力真是很大。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中国苏州召开。大会成功举办，并通过了一项规定，无论国家大小，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那么长的预备名单，那么多的文化自然资源，一年一项地申请，压力岂不是更大？但是中国却投了赞成票。这个规定实则是要平衡文化的多样性，要帮助那些还未曾有机会进入世界遗产大家庭的国家也有机会加入。
      每年大致有130多个国家申报世界遗产，在申报之后，将由理事会进行严格的审查，大多数项目在这一环节将被筛除。之后，世界遗产大会会对已进入名单中的项目继续进行讨论，一半以上将不得通过。所以每年能够被世界名录收录的项目不超过30项。一些国家的遗产项目总是无法获得机会。欧洲国家的申报经验较为丰富，16世纪的教堂、一片葡萄园等经常能够申报成功，但那时也正是我们国家需要大量申报遗产项目的时候。通过不断地同国际组织沟通，我们与国际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当时，我们将文化遗产领域三大机构的负责人邀请到北京进行座谈，分别邀请了世界遗产中心主任班德林、时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的米歇尔·佩塞特，他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现已去世，以及罗马中心主任布什纳蒂。我们说，中国不会违反规定，一年只申报一项，但是我们会尽全力。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每一项遗产项目的申报都带有抢救性质。一年仅一项申遗名额，但凡申报不成功，那长长的预备名单上的项目该怎么办？
      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自2004年起，每一年的申报工作我们都获得了成功。2004年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2006年河南的殷墟；2007年开平凋楼与村落；2008年福建土楼；2009年山西的五台山；2010年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2012年内蒙古的元上都遗址；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2014年居然有两项成功申报，一项是大运河，另一项则是丝绸之路。之所以能申报上两项，是因为丝绸之路是跨国申报，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所用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名额。之后，2015年湖北、湖南、贵州的土司遗址、2016年广西的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2017年厦门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均申报成功。2018年非常遗憾，申报项目没有成功。但是等到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报成功后，中国就一跃成为全世界拥有最多世界遗产的国家。虽然意大利同中国一样，都有55项遗产，但是意大利申报成功的项目中没有长城，没有大运河，没有丝绸之路这种巨型规模的遗产。从事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对于“第一”的称号并不在乎，因为我们对国家的文化有足够的自信。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抢救保护了大量的文化遗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包括一些所谓的汉学家都在质疑，他们认为，中国实际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去年我在山西壶口应邀参加“大河文明旅游论坛”，在演讲之前首先邀请了几位嘉宾致辞，其中一位是埃及的驻华大使。他发言时讲“埃及有着五千年的文明，比中国早了两千年”。听了他的讲话，我很震惊，他怎么能这么说？就在这次论坛的前一年，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地将我国历史确定为五千三百年。所以在之后的演讲中，我就讲了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13分钟的陈述，10个代表国家的表态发言，以及大会主席最终一锤定音，最终良渚古城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情形。这次申遗的成功，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在论坛间歇的时候，之前发言的那位埃及驻华大使找到我，他居然向我致谢，并表示其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但是连驻华大使都不清楚，就更不要说埃及的广大民众了。
      其实我们的考古学家、历史学者，在几十年连续不断的工作中，无论是在夏商周断代，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早已在中华大地满天星斗般的实证中，在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甚至珠江流域的发掘中，都找到了多种多样的证据，证实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4.遗址公园：实现考古遗迹的共建共享
      从2006年开始，在确立北京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吉林集安高句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河南殷墟遗址公园的基础上，开始大面积推广考古遗址公园的理念，但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确立就遭到了强烈的质疑，被太多人所批评——考古遗址怎么能变成公园？考古工作者未来该如何进行考古学研究？但这一理念获得了张忠培[2]先生的支持，先生让在中国考古学会的年会上，面对全国各地的考古学家做发言。针对考古学存在的10个问题，我斗胆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提出，考古工作必须注重保护规划编制，注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注重学科的融贯综合，注重考古报告的出版，以及考古遗址对公众社会教育的影响，公众考古学的推广，和当地人的利益；要保证考古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被置于正确的地位。
      针对考古遗址公园的理念，我也做出解释。为展示湿地环境，就建湿地公园，为展示森林资源，就建森林公园，那么拥有丰富考古遗址资源的地方，就不能建“遗址公园”吗？难道考古遗产就一定要被藏在地下，不能成为展示在社会公众面前的“展品”吗？2010年，“良渚论坛·大遗址考古与大遗址保护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开幕，此次论坛的意义非同小可。在此次论坛上，“要让大遗址如公园般美丽”这个口号终于被喊出。2010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第一批考古遗址公园的名单。当时名单上仅有12个项目，但现在已经扩充到150个。
      通过将该遗址设立为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不仅使得考古遗址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更能够使其展示于更多人面前。在保护区外，一座非常漂亮的博物馆，即良渚博物馆被建起，对玉器等文物进行展览。我最近去参观的时候，都能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进入遗址公园游览，或是带着孩子来参观，孩子们抱着极大的兴趣听讲解员讲解，并在数字馆、体验馆里了解五千年前人们的生存状况，了解到该遗址对于我们实证五千年文明的作用巨大。同时，大量的游客也因此而获得难得的文化休闲体会。年轻人在公园里面举行各种活动，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公园中养了7只鹿，最近又生了3只小鹿。由于对遗址采取了得当的抢救保护措施，它已在今日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成为文明的高地，文化的绿洲。

二、 往哲予支持
      我初到国家文物局当局长的时候，树白先生、张忠培先生、罗哲文先生、谢辰生先生、徐平芳先生、黄景烈先生等找我谈话。我这样一个搞城市规划建设的人到文物部门来，他们几位真的很不放心。我也有一些“劣迹”——参与审批了中国第一批民办博物馆，引起各界争论。
      当时专家们在第一次全国文物工作会上嘱咐我说，文物工作第一是要摸清家底，第二要把“四有”工作做好。第三，要建立起一个人才队伍和科技队伍。第四，要确保文物安全。后来，文物界有的老师说，这是文物部门给文物保护定下的“四根桩”，这也是在刚进入新时代以来文保工作者的思考。如今，我们应当还有更多的思考，研究与实践，这二者的结合实在太重要。
      我每次到西湖的西泠印社，都会感慨万千，想起很多的往事，几位原社长都曾为我们的文保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1.云居寺石碑 ：寻求石刻经文的保护方式
      1953年，我在北京市房山区工作的时候，10,082块辽金石经板从云居寺的南塔下面被挖出，石板两面都有经文。出土的时候石板完好如初，但是40年以后，我们发现，已经有15%的经文脱落了，再过40年，可能大部分都会脱落。解决石刻文物被风化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针对这项问题，当时紧急地召开了研讨会。
      在研讨会上我发言表示，石板在地下被埋着的时候，被保护得非常好，被挖出来后，因为保护条件不够所以才变成这样。那么，再将它埋回去可能是最好的保护方法。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李志坚同志听到这个建议后非常兴奋。他说，考古工作都是需要挖掘帝王陵寝的古墓，咱们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出土文物埋回去保护，想必这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
      之后我就去请教赵朴初[3]先生。赵朴初先生是云居寺保护的顾问，当时赵先生住在北京医院，我到北京医院跟先生将这个想法说后，赵老也异常兴奋。他说，隋代末年静琬和尚到云居寺，看到白带山有适宜刻经文的材料，然后就开启了一项上千年的工程浩大的刻经工程。面对苍山，背靠茫野，僧人们一锤一凿开始刻经。静琬和尚刻的第一块石经上面即写下了他的初衷：“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无辄开。”先人意在将这些石经作为留存，以防再发生“三武灭佛”这样的事件。如今，这些经文已经出版，得以传世，应该应静琬和尚当年的宏愿，把它们再埋回地下。
      赵先生后来写了一首《房山石经辽金刻碑刻回埋颂》，最后一句是“功德今圆，还归故土。”我们拿着这柄“尚方宝剑”去研讨会，结果并没通过。当时国家文物局不同意，认为如果将其埋回，就没办法继续研究监测了。后来有专家提议，说可以将石板放在氮气室里面，氮气无色无味，对文物没有伤害，就可以避免被氧化的问题。于是我们就设立了一间氮气室，把石碑放在里面。赵朴老对石经的保护工作非常关注。
      2.《研山铭》：竞拍珍贵国宝的艰难过程
      西泠印社的下一任社长是著名的启功[4]先生，他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帮助我们鉴定了很多博物馆的藏品和海外回流的文物。
      2002年，《研山铭》突然在拍卖会上出现，赵朴老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曾见过，但后来流失海外。经启功先生鉴定，这是米芾的真迹。他说这太宝贵了，一定要把它买回来，收藏回故宫博物院。但是他又嘱咐我说，不要花国家太多的钱。可是这两句话加在一起，真是很难办。最后，启功先生同傅熹年等几位专家商议，最后决定，3000万以下就买。
      当时的谈判很艰苦，从19:30谈到23:30，中间还和对方喝了一顿酒。持有者报的底价是3500万，本来还要继续往上涨，但最后是以2999万的价格转让给故宫博物院。我跟启功先生报喜，“《研山铭》买回来了！”启功先生问花了多少钱？“是以2999万买回来的”“那是不是太贵了？”“北京要修一公里地铁得8个亿，8个亿能买多少《研山铭》？”启功先生不说话了，我以为我说服他了。结果等先生去世以后，有人整理启功先生的日记，拍卖当天的日记写道：“《研山铭》回归祖国大快人心,就是有关部门买的太贵了！”先生很可爱，其实我觉得启先生也明白，《研山铭》如果现在再买，就不只是几个亿的问题了。它的到来为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提供了很大的补充。
      3.汲引室：激励社会教育的慷慨义举
      西泠印社之后的一任社长是饶宗颐[5]先生，他是国学大家，每次到香港我们都去拜访他，也聘请他作为故宫研究院的顾问。
      在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前，我曾出差到访过530多个省市。有规定让我们到各地都不能收任何钱财，包括农副产品，但能收书。所以每次回来都带很多箱书，放在家里堆到两三米高。全国的文物工作者没有任何一个人进过我家，因为没有接待的条件，空间太小了，进去得像在小胡同里走似的。
      后来我调到故宫，我夫人终于开口说，“咱们家这楼板承受不了这么重的重量啊！你知道最底下的那本是什么书吗？”我当然不知道。她说“书不是给人看的吗？你还是把书拿给大家看吧。”所以我们两个用7天时间，将这些书留下一部分要看的，其它大部分就都捐了。
      那一次总共捐了7000多车，后来又捐了几次，都捐到了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村，那里的京郊首座村级民办图书馆——贾岛图书馆。中国诗词协会会长郑欣淼先生，从贾岛的诗里面选定了三个字，“汲引室”[6]。之后，饶宗颐先生也将其著作、藏书等捐给“汲引室”，并题写牌匾。

三、布鞋行万里
      每一处世界遗产，无论是它的诞生，它的保护历程，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都有太多的故事可讲。因此，我想要用几台摄像机记录下走向世界遗产的旅程，并讲述清楚关于遗产的中国故事。
      我和演员黄觉，歌手马伯骞，德云社的阎鹤祥共同组成了“布鞋男团”，请教了许多专家学者，获得酒鬼酒的赞助，开始了万里之行。这便是中国文物学会和浙江卫视共同出品的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按照特定的计划，邀请飞行嘉宾，综艺感与学术感并存。该节目在每星期播出，讲某一处世界遗产的故事。在开播之前我还担心，大家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能对得上话吗？结果试播后，反响热烈。正是因为大家来自于不同的领域，共同参加一档节目，这就更具有冲击性。
      幸运的是，我们同时得到了广电总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这两个单位也都是首次成为综艺节目的支持单位。
      在湘西，我们录制了最后一场节目，圆满收官。结束之后，我在想，这些遗产的背后的故事，真的需要被好好讲述，去讲述它们为什么这些能够成为世界遗产？面对这些世界遗产，我们又该如何去保护它？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遗产，体会遗产？进而通过文化的力量为他们的人生提供积极的正面的影响。
      1.良渚：穿越千年时光的守望对话
      第一站我们去的是良渚遗址。
      在10多年前，良渚遗址与浙江普通农村的景象无异。废品回收站、印刷厂、水泥管道制造厂等随意设立，农民的住宅就设在遗址之上，甚至还有水塔就建在莫角山的宫殿建筑群。良渚、德清的一些城镇中，村民们开山取石，遗址周边的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后来，经过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示，这些文物破坏行为才得以有效制止。
      2006年的时候，大型的城墙在良渚遗址被发掘，顺着城墙，考古人员挖掘到内部城市，其规模比紫禁城大了四五倍。2016年，在其周边，又有13条大型水利工程遗址被发掘，整个水利系统由塘山长堤、低坝系统和高坝系统三个部分组成,蓄水量达到6000万余立方米。将这一重要发现上报至联合国教育大会的时候，对其评价是“改写了世界水利史”，更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灿烂辉煌。
      我们首先去到瑶山祭坛，5300年前，良渚人在这里祭天后，决定在这里建国。之后所兴建的第一项工程就是水利工程，因为良渚三面环山，降雨量大，山洪暴发的概率也高。为了能够保证城市的防洪能力、农业生产、城市运输，水利工程是必须完成的基础性建设。如今，山上的大型水库依旧在。
      之后参观了堤坝，其是由一块一块的草裹泥完成的，就像如今的防洪沙袋一样，能清晰地看到一块一块摞上去的轮廓。
      我们也去到长堤，了解其守护城市的方式。城市水利工程对于当时的稻作、农业、运输事业发展作用巨大。良渚古城共有9个城门，其中8个城门都是水城门。城门具有象征性与仪式感，其实曾经的良渚是一个像威尼斯水城那样的城市。今天的考古报告上写道，如果有1万人共同施工，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将这些水利工程建成。无疑，良渚曾经拥有极强组织能力、先进社会生产力和文化传播力。
      节目中还特别讲了四代考古学家揭开两组遗址神秘面纱的过程。1939年，施昕更先生意外地在良渚遗址——他的家乡，发现了黑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地方或许诞生过古老的文明，便开始进行考古发掘。随后日军侵华，就是在艰苦流亡的过程中，一部考古报告出版。遗憾的是，施昕更先生在第二年便去世了。之后，时任考古学会理事长的张忠培先生也一直积极地推动着考古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才有更多的重大发现。张忠培先生在临终之前，给和几位专家一同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关于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建议的信。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长篇的批示，共273个字。在这之后，良渚遗址进入了申报世界遗产的快车道——良渚水利遗址于2016年才被发现，仅仅三年，就申报了世界遗产。考古学家们风餐露宿，披星戴月，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地还原、揭示出古代良渚的真貌。同时，当地民众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他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经常发现以玉器为主的文物。但是他们并没有卖给那些走街串巷的文物贩子，而是把它们捐赠给博物馆。
      那么，良渚人当时是如何制作出这样精美的玉器的呢？
      用一根竹条弯成一个圈，用绳子绷起来，将绳子沾水后再沾细沙，然后去切割玉器。那么坚硬的玉，经20分钟的摩擦后即出现了极深的凹槽，在几个小时的不断摩擦后就能被切断。而那根绳子还完好无损。在博物馆里，我们就通过这种实际动手的方式，让年轻人亲自体验，体会古人的智慧。
      我们同游客说，那天下午15:30，将有一场守望行动，在莫角山的宫殿建筑群，欢迎参加。结果真的有200多名游客参与，他们的年龄加在一起有5300岁，这也是纪念良渚古城遗址5300年守望行动的一种纪念方式。
      2.西湖：追忆文化景观的保护正名
      进入新世纪，杭州提出要将西湖申报世界遗产，当时我们就预料到，这是一个更加艰难的任务。因为西湖占据着杭州的中心地段，其文化景观原本的特色被称为“三面云山一面城”，这“三面云山”中本不应该建设任何会侵入到文化景观里的新建筑。而杭州当时的地价房价就已经超过了北京，超过了上海，成为全国地价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并且，谁不想在西湖边上建一个地产项目呢？一定是一本万利的。后来，杭州市领导跟我说，虽然利益的诱惑很大，无数地产商想要提请项目被审批，但他们都坚守住了承诺。10年申遗路艰难而漫长，但如今，无论是荡舟西湖，还是漫步苏堤、白堤，目之所及，都不会再有新的建筑侵入到西湖文化景观中。这可以被称为一个“奇迹”。
      但是，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影响了吗？并没有。从西湖开始申报世界遗产之时，杭州市就坚定不移地从“西湖时代”走向了“钱塘江时代”，在钱塘江两侧建成了气势磅礴的新杭州城。几年前的G20会议，使杭州美丽的景观有机会为世界各地所共同欣赏。以文化的力量、遗产保护的力量，促进社会的发展，惠及广大民众。
      在西湖申遗的过程中，曾面临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一位来自北欧的世遗专家Yoga[7]说道“在我的家乡，有比西湖更好水质的湖泊，有比西湖周边更好的山形水系，我可以举150多个例子。你们的西湖景观并不突出。”但是我们跟Yoga教授说，西湖拥有千百年的文化积淀，是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文化景观。
      每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派专家来考察，便是申报项目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时刻。前来考察专家们会针对考察情况写一份汇报呈递给讨论投票的专家，因此，这便是决定投票的至关重要的环节。所以每一次专家前来考察，我总是要抛开手头工作，到专家考察的地点，创造一个机会跟专家“偶遇”。在专家考察西湖时，我们在“平湖秋月”“偶然”相遇，于是我们邀请专家一起喝茶。这位专家是韩国的建筑学家，我以前也是学建筑学的，因此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在喝茶的过程中，我就跟他讲，应当如何正确阐述西湖的意义。最终这位专家拟就了一份非常好的申报书。
      在西湖“后申遗时代”，各个单位仍然坚守着严格的标准，通过建立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对遗产保护工作进行监督。在综艺节目中，我们是想告诉大家，这并不是一片一般的湖泊，而是饱含着文化积淀。这里并非是“景观西湖”，而是“文化西湖”。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这西湖十景，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辰，所呈现出的诗情画意是不一样的，如只有在清秋月夜，才可见“平湖秋月”，只有在隆冬雪后，才能见“断桥残雪”。这就是西湖十景的魅力。李白、苏东坡等无数文人墨客在歌颂西湖，诗词多达3万多首，还有大量的绘画等文化作品。西湖周边还有其它的著名景点，如岳庙、净慈寺、西泠印社等。
      雷峰塔在明代的时候就曾被大火烧毁烧了外壳，但乾隆皇帝依旧将它列为西湖十景之一。1924年，雷峰塔又曾倒塌。进入新世纪，浙江省的考古人员对该塔遗迹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之后我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到各个省走访，去过湖南后，即将要去浙江，但听闻浙江文物部门未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就将雷锋塔重建起来。另外，胡雪岩故居当时也在重修。考虑到浙江省是一个文物大省，我必须要去，到达之后，浙江文物局解释说，对于雷峰塔的遗址，我们不想把它回埋，而是想要将其展示给公众，于是就盖了这一新塔。
      我们拿到国家文物局所批的文件，看到上面写着，同意建一个“保护棚”。目前所建的塔，大跨度结构，下方没有任何一根柱子插入到遗址里面，使其得到很好的保护。我说那目前所建，不正是一个塔型的“保护棚”么？审批并未规定要建圆形、方形或其它形状，建塔作保护棚，这并不违反规定。
      后来我们到洛阳城，当地文物局想要修一座塔，以登高瞭望，但苦于没有依据。我便提议，也兴建一座塔型的“保护棚”。后来他们听从了我们的建议，建了一座很高的“保护棚”。这并非复建，文物的保护和展示，这二者需要以智慧的方式来处理，来平衡。
      3.景迈山古茶林：守护原始生态的持续传承
      景迈山的古茶林是普洱茶的故乡。中国的茶文化曾影响了世界，但是世界三大饮料中的两种饮料，可可、咖啡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时至今日，茶这种饮料却未被列为世界遗产，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其实我们很早就关注到了茶马古道。普洱茶是由布朗族、傣族等民族的同胞所栽种的，起初，他们种茶就不仅是为自己喝，而是为了进行商品交易，过去的马帮，今天的茶商，都是将茶叶通过茶马古道传向世界各地。2010年的时候，在普洱召开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在会上，我们看到了一组照片，是景迈山上千年的古茶树，几百年的古茶林。回到局里，我就请郭瞻先生到实地去考察，看是否有资格申报世界遗产。郭瞻先生回来以后，非常兴奋，他认为那里应该具备申报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可以申遗。于是国家文物局把它列入到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中。
      今天我们再走访景迈山古茶林，发现这里依旧在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养护，没有使用化肥或农药。等到秋天，大型的蜘蛛就会用蜘蛛网把整个古刹林封住，并把害虫吃掉。2006年后，即便普洱茶迅速升值，但其生产质量并未降低。 我们布鞋男团共同参与了炒茶、揉茶、晒茶等过程，马伯骞说，他在看了普洱茶林，又看了布朗族傣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就已经觉得很好了，在他心目中就已经是世界遗产了，相信在很多人眼中也是一样。那么为什么还必须要申报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单单为了那张纸的认可吗？
      清华大学的指导申遗团队老师解释道，10年前，当地有人开始盖钢筋混凝土房子，村民们纷纷效仿。茶叶升值后，有些人为追求数量，对茶叶的质量要求有所降低，将过去的古茶林建成了今日的茶园。但正是因为要申报世界遗产，把遗产保护的正确理念传播给村民，大家才能理解，只有保护祖先，才能有更广阔的未来。也正因为时至今日的不断的坚守，才能够让其有机会进入到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中。我们更要把茶文化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关注，在媒体时代，运用媒体的力量，更好宣传。
      在申报世界遗产的初期，当地人准备将老房子都拆掉。曾经，当地人在房子一层养猪，在二层居住，生活环境并不好，如今已经开始盖好了钢筋混凝土的房子。但他们如今已意识到要保护民族传统，地域文化，还需要保持当地的传统习俗。晚上我们点起篝火，当地6个民族，布朗族、傣族、拉护族、佤族、布依族，还有汉族的人们都会过来，共同宣誓要守护自己的家乡，使其早日成为世界遗产。
      不久前，国务院已经公布了要将景迈山古茶林作为2024年中国政府申报的唯一的世界遗产项目，申遗工作已经进入了快车道。我们邀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主任兼教科文组织驻中国、朝鲜、日本、蒙古、韩国五国代表欧敏行博士（Dr. Marielza Oliveira），她表示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综艺节目，并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她也表示，西湖的申遗过程令她格外感动，因为我们坚守了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景观，并且申遗的过程中也解决了国际社会不认可的巨大问题。
      但对于景迈山古茶林的申遗工作，一位来自英国的遗产专家，她坚决不同意把龙井茶园列入申报项目。其实西湖跟龙井周围的龙井茶园密不可分，但这位女士认为，不能把无关的东西加进去。最后龙井茶园未能进入，茶文化也因此未曾能进入世界遗产中。欧敏行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但充分肯定了我国的申遗工作。
      4.鼓浪屿：饱览国际社区的万国风情
      厦门鼓浪屿，作为游览胜地，前来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能有十二三万人。但是它真的仅仅是一个一般的风景优美的旅游目的地吗？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深入挖掘它最重要的价值。它是历史国际社区，在19世纪就有很多外国人来到岛上居住，多达十几个国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衣锦还乡的华侨，带着旅居过的国家的一些建筑的图纸和信息来到岛上，建成了毫不逊色的住宅。于是这里就变成了大面积的华洋杂居的居住区。
      华人与外国人同居在鼓浪屿岛上，但它不是租界，而是中国政府管辖的一个国际社区。曾经，中国的很多租界地都需要服从于严格的管辖，有上百条详细的规定被制定，在地上还刻有很多规定，比如养狗出门必须要拴狗绳，到沙滩游泳必须要换好游泳衣，披着浴巾去，不能到海滩换。在这些规定下，鼓浪屿成为了一个健全的国际社区，而非一般的风景名胜区或旅游目的地。在此，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严格的世界遗产监测，也因此，这里成为了监测最好的世界遗产地。
      鼓浪屿是万国建筑博览会，类比于故宫博物院，那是我们国家收藏大量外国文物的博物馆，500年来24个皇帝坐在太和殿里接待万国来朝，我们希望这些来自各国的珍贵文物都有机会被展示。在鼓浪屿，我们也希望能够将这些建筑进行展示。我们同岛上的居民沟通。我们与一位小姑娘进行交谈，她是学建筑学的，拿出了很多她家的历史资料、几代人在岛上生活的资料。我们也参加了岛上学校的合唱表演。
      我的父母长期居住于此，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也都出生在鼓浪屿，所以我对这里很有感情，也理解国际社区应该寻找到一种适合的方式存在。这里的文化决定了家庭乐队每天都要演出，钢琴要响起，就如何让游客和岛上的居民理解不同文化交融的结果，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理解岛上的特殊氛围，使这些建筑被合理利用等问题，我们共同进行了探索。
      一位在厦门大学教书的美国人，他已经在厦门生活了32年了。这些年，他不断地将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的变化写进信里寄到美国，告诉他的亲朋好友。有些人就问他，这只能反映出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情况，但西部还有很多人依旧很贫困，为什么你不反映那里的生活？其实，他曾两次驾车，同夫人一起，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到中国的西部，到内蒙、青海，贵州等地，了解中国西部的发展状况，并写就了多部著作。习近平总书记也对他给予鼓励。厦门，作为历史国际社区，我们需要告诉观众，应当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世界遗产。
      之后我们走进福建土楼。当年，客家人跋山涉水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使用当地的泥土、木材和石头来建造自己的家园，完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生土建筑群。
      5.福建土楼：探寻生土建筑的现代用途
      曾经，美国卫星观测到，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大型的“导弹发射群”，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福建土楼建筑群，这样大的规模给他们吓坏了。在一座土楼中，能够居住二三百人，人口最多的一个土楼居住着600人。
      在当代，家庭已实现小型化，土楼还适应现代生活吗？又该以何种方式，使世界最大规模的生土建筑群得到有效保护，并保障人们的幸福生活？大量的旅游者前来参观，会为这里带来什么？文旅融合的开发模式会带来什么影响？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了台湾歌手张信哲，去到土楼中，学习使用原材料、原工艺、原技术来再现土楼的建造过程。当时正是春节，我们共同进入到获评世界遗产的46组土楼，了解其历史信息和土楼建造的传统技艺，并与楼主们共同座谈，了解申遗前后的变化，以及他们对于未来土楼保护的愿望，探讨土楼被合理利用的方式。
      6.都江堰：回溯壮阔水利的工程原理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四川近千处文物受损，藏羌碉楼大面积坍塌。国家发放的第一批拨款即用于文物抢救事业，300多顶帐篷紧急从东北调运到灾区。灾后各类事业均需恢复抢修，文物保护工作就交由我们文保部门。无数人员奔赴灾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队伍在当地坚持工作了3年之久，四川省的文物系统更是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当时《四川日报》写了一篇手记《单霁翔又来了》：“想要在北京采访到单霁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国家文物局新闻宣传处的‘线报’显示，他总是在不停地出差，而四川是他最频繁的出差地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单霁翔还会继续来！”
      我们去四川，没有直接去都江堰，而是先去了成都平原，即都江堰的灌区。2000年前建成的都江堰，今天仍然灌溉着千万亩的粮田，惠及着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
      很多人其实没有真正理解都江堰治水的原理，比如宝瓶口是如何泄洪，减少外江的水流量，使净水能够流入成都平原；比如飞沙堰是如何调节水量，进行抛沙；再比如分水鱼嘴是如何将上游的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什么是“深淘滩，低作堰”？什么是无坝引水？什么是自流灌溉？我们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这里面所蕴藏的智慧。比如宝瓶口，长80米，宽20米，高40米，它将山切成了两段，将旺季的水分流，让淡季的水更多地流入灌区。层层的鱼嘴共同将水分流，流入成都平原。都江堰历经2000多年，直到今天依旧生生不息，这与历代执政者所付出的努力密不可分。
      为什么都江堰和青城山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而不是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理念，就是道法自然。即对自然产生最小程度的干预，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
      在节目中，我们在鱼嘴向来往的游客发放信封、信纸和笔，请他们给李冰写一封信。到了晚上，我们居然收到了26封。有大学生写了近千字，来抒发自己的感动之情，文章非常感人。
      7.苏州园林：品鉴诗意栖居的匠心匠技
      之后，我们走进了苏州园林。历经2500年，如今苏州的街巷肌理、河湖水系仍然保持完好，堪称奇迹。在这不大的古城里面，竟然有9处世界遗产，世间少有。1997年，苏州古典园林中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和环秀山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0年，沧浪亭、狮子林、耦园、艺圃和退思园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扩展项目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如今，游客们到苏州，往往看两三个园子就走了，认为这些园子的景观在设计上千篇一律。实际上，若从繁华的街道上走入，推开不同园子的小门，这里面就是一个别样的天地。各个园子曾经的主人们各自叠山理水、布局造园的方式相异，各有千秋，所体现的诗情画意也就各不相同。节目中，我们分成两个组，每组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营造自己理想中的园林。由一些大学生担任评委，我所在的那个组得了第一名，以一票的优势战胜对手。
      谈及苏州，就不得不说到香山帮工匠们所使用的材料，也不得不提及故宫太和殿铺地所用的金砖，其尺寸为二尺二。如今我们再修太和殿，还能不能产出同样的金砖？我们去考察了苏州陆慕御窑金砖厂，体会生产金砖的工艺。确实，这种工艺在今天很难实现了。虽然价格极高，但我们下决心要使用好的材料，好的工艺，来更好地修复故宫。这里也要感谢愿意赞助我们的社会各界。
      在金砖厂考察时，我们看到，要生产金砖，几十道工序一道都不能缺，工人师傅也给我们讲解了每道工序的意义。我们用拉来的1000万赞助买了100块二尺二的金砖，还有100万片金箔。金砖的单价原来是32,000元，由于我们购买数量多，最终是以28,000元的单价购入。买这样多是为未来的修葺做准备，等到几百年以后要再修太和殿，我们也有足够的储备。
      8.湖北黄石：挖掘工业遗产的当代价值
      鲜少有人知道，黄石这座城市拥有着极丰富的工业遗产。城市中间17平方千米的区域中，居然有4项可以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业遗产项目。我在2011年考察了黄石的这些工业遗产，认为它们应该被完整地保护起来。于是，在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由我牵头,40名委员联名，提出“关于设立黄石国家工业遗产保护片区的提案”。2012年，黄石工业遗产片区申遗专家咨询会召开。
      欧洲现在已有多项工业遗产申报成功，但中国还没有一项工业遗产进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即便如此，无论是历史，还是规模，他国的工业遗产都难以与黄石的工业遗产相提并论。3200年前,大冶的先民们就在铜绿山古铜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开采铜矿、冶炼青铜。1700年前,三国时期的孙权就在大冶铁矿“筑炉炼兵器”。其矿坑遗址有2000米长，900米宽，500米深，被称为“亚洲第一采坑”。
      除此之外，由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直至今天，其钢厂还在生产，尤其生产出特钢，以制成国家重器。还有1946年建成的华新水泥厂，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泥厂。华新水泥如今在全国各地依旧生产，但它的老厂址该如何保护？所以我们就到工厂的老师傅们家中去拜访，听他们对于黄石工业区未来发展方向的看法，探讨将工厂等工业遗产申报为世界遗产的意义，了解这些工人们期盼以何种方式，在这些工厂关闭以后有尊严地生活。
      在电台，我们又和黄石的市民热心听众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座谈。我们说，黄石是一座值得骄傲的城市，它的大量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曾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们讲文旅融合工业遗产旅游，更应该认真想想该如何将其更好呈现。
      9.天地之中：感受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
      之后，我们来到了河南登封的“天地之中”。其并非以地名或古迹的名称进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而是以概念的名称“天地之中”被收录。在早期的中国人眼中，在他们曾经的宇宙观念里面，中国即位于天地中央，而天地的正中心就在中国的中原，中原的核心部分又在河南的登封一带。
      人们去登封，会去嵩山，也会去少林寺，至多会到中岳庙。实际上，登封“天地之中”共有8处11项历史建筑，都蕴含着非常博大精深的理念。其中，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的设立，一方面是服务于中央集权，证明皇室正统性，而在科学研究、天文观测方面，其也具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1961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这一类，名列前三位的不是长城、故宫或圆明园，而是河南登封出土的东汉时期的太室阙、少室阙和启母阙，可见这组古建筑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1942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刘敦桢先生到这里考察，为太室阙建起了一个保护棚。经考证，我们明确指出，这个保护棚也是文物，它和太史阙都是同样需要被作为珍贵文物进行保护和展示的。
      在节目中，我们也去到了道教的中岳庙，品鉴《五岳真形图》。也去到佛教的会善寺、少林寺塔林，4岁的“网红”小和尚教了我几手，也探访为纪念初祖达摩面壁而修建的初祖庵，中国最早的砖塔嵩岳寺塔。以及传播儒学的古代高等学府，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我们可以看到，天地之中是多元文化的载体，嵩山不仅是儒、释、道三教的源头,也是三教集大成之地。
      10.武当山：体味建筑奇观的别样意蕴
      去武当山时，我们发现除了我之外，同行人员中没有其他人去过武当山，即便武当山在20多年前就已经被列为世界遗产了。他们只知道张三丰，但不知道武当山其实是一个建筑杰作。“北修紫禁城，南修武当山”，永乐皇帝调集了30万军民，建造出壮阔的武当山宫观。如果紫禁城像传说中的那样，有9999间半房屋的话，那么武当山共有多少间呢？答案是27,000间。
      永乐皇帝曾下令不准砍伐武当山的树木，最终建成紫霄宫、太子坡、玉虚宫等庞大的建筑群，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我们曾来到遇真宫，它就在武当山山下。在进行南水北调工程的时候，要修丹江口水库，但如果蓄水高度达到175米的时候，遇真宫的山门就要被淹没。对于如何抢救这组古建筑，当时各路专家讨论过很多次，想到的第一种解决办法是围堰，但是这并不能保证遇真宫的绝对安全，水利部门认为这也会影响库容。第二个方案是仿照三峡工程中，转移张飞庙到相应地形进行重建，但是在武当山找不到这么大面积的土地。第三个方案就是顶升，需要将7000吨的遇真宫顶升到15米余，这需要好几年的努力，一点一点地调整，工程之巨大，世间罕见。如今，玉真宫在上最后的油漆，完成后马上就要对外开放。
      我们也去到了五龙宫，去时已经是下午了，但还是决定要登顶。几年前我跟郭瞻先生登顶过，现在体力不如那时候了，需要拄着拐棍。五龙宫是九宫之首，今天我们不主张把它修复，而是要保存其历史遗迹，同时进行大面积的考古。经国家文物局两次审批，将要进行1万平方米的考古工作。考古条件非常艰苦，文物上面几米高的覆土全都要运走，这是最吃力的。
      11.西递宏村：探讨传统村落的保护之道
      2000年，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做出决定,将中国安徽古村落西递、宏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把民居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3年建设部会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我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一起为其颁牌。2007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对乡土建筑的保护。当时我们来到皖南古村落，开始投入民间建筑的保护工作，也开始对环境进行整治。经过不懈的努力，如今这里已经恢复了碧水蓝天。
      如今，我们再次来到这里，油菜花依旧盛开。因为宏村的总平面是“牛”的形状，所以这次我们邀请的飞行嘉宾便是一头牛。买这头水牛花了800元，是它的“出场费”。令我最为感动的是，今天所看到的景象与20年前无异，这些古村落，包括其中的水系仍然被保护完好，景色秀美。20年前，曾有一户村民想把自己的老宅拆了，结果被判了三年刑。现在再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发生了，所有的村民都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使我们的聚宝盆。要保护好我们家乡的每一栋建筑，谁都不能损坏。”
      在西递，我们组织当地村民看了一场露天电影，选的是《我和我的家乡》，其中有多个故事单元都和乡村旅游有关。当地新婚的年轻人们，都选择在新村建房居住生活，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旅游开发，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把自己的老房子租给外地人，流动的人口带来了各地的文化，在西递经营，徽州本土的文化因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古村落的商业氛围过浓。所以我们在节目中举办了一场辩论会，辩题为：如何解决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正方的观点是“旅游是古村落保护的灵丹妙药”，反方则表示反对。“呼啦”一下20多人全支持正方的观点，我所在的反方这边只留下了4个人。经过辩论，最后我们反方胜利了。我们抓住“灵丹妙药”这4个字进行辩论。只靠旅游，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之所以西递、宏村如今仍保留着灿烂的文化，不是因为旅游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我们的先贤，靠着传统的智慧，靠着拼搏的精神，靠着闯荡世界的勇气，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才能在今天成为世界遗产。坚守传统文化并不是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还需要注重家庭的利益、公共的利益，进而共同发展祠堂、学校等。所以我们说，旅游之上有文化，没有文化的旅游是很危险的。最后，我们反方获胜了，节目也将这个问题抛给了社会进行讨论。
      12.老城司遗址：打开土司王城的历史密码
      最后，我们到了老司城遗址。其所在地的主要族群是自古定居于此的土家族，由五代时期进入该地区的彭氏政权世袭统治，其统辖区域以湘西溪州地区（今湖南省永顺县）为中心，随着势力兴衰而变化，其与中原政权最为相似，统治时长达800多年，中央都不曾有一个政权能维持这么久，这其中充满了智慧。土司，是在中国古代为促进边疆稳定、管辖少数民族地区而设立的一项官职。也为巩固中央政权，维护一方人民的生计和一方地域的发展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明代的时候，东南沿海倭寇横行，因兵力不够，老司城应旨派兵6000人，走了几十天到东南沿海，一场胜仗后将倭寇赶走。因此嘉靖皇帝在此立碑“子孙永享”，以彰第26代土司彭冀南率土兵抗倭之功。 到了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土司即顺应朝廷的旨意，捐献了老司城的所有土地，回到其祖先最早的所在的江西吉安。老司城便归还给了中央政权，结束了彭氏家族统治的800年历史。这些都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见证，更是各民族团结的“活化石”。
      这里曾进行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也被设立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张忠培先生也曾亲自到访老司城三次，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工作的进行。今天老司城的整体风貌得到了完整的保护，挖掘出土的8个功能区呈现得非常清晰，分布有宫殿区、衙署区、司法区、教育区、居民区、宗教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当地的老局长跟我同岁，已经坚持了30多年，一点一点地对这里进行考古发掘。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土家族的老乡们对自己的家乡充满热爱，在申报世界遗产之后，将所有的房子、街道都保持原状，整体没有任何一点过度旅游、无序开发的痕迹。与我们座谈的两位老人80多岁了，谈起老司城的变化，他们说，申报世界遗产以后，他们生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们在不断地写书、写文章，以表达对家乡，对故土的热爱。
      在节目中，我们也共同参与农业生产，在此过程中来体会非物质遗产发展。古斯舞、摆手舞是当地戏曲和舞蹈的活化石，情节生动，语言丰富。我们到当地的小学，为当地的留守儿童带去一堂堂地理课、英语课、音乐课、体育课。这些孩子们大多是3岁到8岁。在班会上，我告诉这些孩子们，你们的家乡，在地下埋着比金银财宝更宝贵的文化财富。无论是充满智慧的祖先，还是如今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为你们的家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的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所以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走出大山，学好知识，然后再回到家乡，把自己家乡建设保护得更好。

四、中轴见乾坤
      北京有条清晰的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绵延7.8公里。如今，这条中轴线已有600年的历史了，在这600多年中，中轴线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重新审视中轴线上的古建筑群，我们可以发现，原有的42组古建筑仍有38组存留，其中有3组是复建的。中轴线统领城市景观的格局，中轴线两侧平缓开阔的形态依旧清晰可见。
      北京市决定在“十四五”期间，将中轴线作为世界遗产项目进行申报。但首先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中轴线，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1.北京中轴线：回望中华文化的景观缩影
      长达7.8公里的中轴线，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将其拆分为不同的段落进行解析，我们就会了解每一段的不同文化含义。
      永定门是复建的。它是中轴线南端的起点，从永定门到天桥的距离是1500米，这1500米曾是为皇家祭天而设计，两侧有3平方千米的森林，种植有大型的古树、名木，整体呈现生态良好的景观。当人们走到北京这座大城市的中心，发现居然有这么大面积的生态环境，印象深刻。这第一段1500米，它的主题是生态。
      沿着中轴线再往前面走，从天桥到正阳门的这1500米，是一片商贸街区，北京传统的四大商业中心之一，牌楼上面写的就是“正阳桥”。当时“内城禁喧嚣”，来自南方的商人们、各地的学子们都集中在南城，所以这片商业最为发达。这第二段1500米，它的主题是商业，体现的是经济活动。
      从正阳门再往北走1500米，一直到午门，从过去古代的衙署、左祖右社，到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这1500米便是政治中心。无论是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是天安门，无不体现出庄严的政治中心的气氛。这第三段1500米，它的主题是政治。
      再往前走，从午门到景山这一段，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即今日的故宫博物院。我们在端门上设玻璃屏风，写“故宫博物院”5个字。曾经有人反对，但我们认为，人们只有从神武门出去回头才能看到郭沫若先生所题的“故宫博物院”，如果南边不设故宫博物院的标识，人们怎么知道到哪儿才算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所以我们坚持不拆这个屏风。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乾清门、神武门……各座建筑逐层递进，共同形成平缓开阔的格局。上到景山后向南回望，紫禁城的气势多么恢宏！这第四段1500米，它的主题是文化。
      再往前走1500米，是从景山后门一直到钟鼓楼，这里体现着中国最有北京味儿、最传统的社会习俗。从元大都开通惠河，大运河直通积水潭，这里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氛围。无论是东面的南锣鼓巷，还是西面的什刹海社区，及晨钟暮鼓的钟鼓楼，都体现着北京的传统市井风貌。这第五段1500米，它的主题是社会。
      五段1500米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轴线，从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再到社会，不同的主题便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缩影。中轴线的地位非常重要，重大的活动都会在中轴线上展开。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中轴线中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每天早晨我们的国旗从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如今，中轴线上现共有三处世界遗产，一处是故宫，一处是天坛，另一处是大运河。大运河的水系在今天慢慢地被揭开，现在水系工程已经延伸到了北池子大街，未来将沿着南北池子大街，流入前三门的护城河。
      2.轴线周边：恢复古都风貌的环境整治
      中轴线的生命不息，它处在一个不断生长的状态中，并非是在某个时期就终结了。后建的这些新建筑，都是在强化中轴线，建筑师们在创作过程中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比如，当时张镈先生设计的人民大会堂是17万平方米，张开济设计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只有6.5万平方米，这在面积和体量上的差距，形成一高一低，一大一小的对比，使得中轴线被强化。
      当时，国家博物馆的设计为后来的扩建留下了余地。前几年扩建时将要采用一位德国人的方案，要将这些全部都拆掉。我们都急死了，给老师们打电话说，一定不能通过那个方案。最后决定，要将国家博物馆三面保留，一面向东扩展，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如果当时那个方案实现了，那么中轴线两边将是完全不同的建筑。人民大会堂的柱子是圆的，新建建筑的柱子若是方的，就会极不和谐，与我们深刻的传统文化不相符。
      我也有幸参加了一些中轴线保护的工作，今天回想起来，也都是很令人难忘的。比如我在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时，正值北京建设量在历史中最高的时期，其每年的建设量是欧洲所有国家建设量总和的2倍。我们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大规模的建设，特别是高大的建筑群会侵入到中轴线的文化景观中来，造成破坏。
      所以，从1990年开始到2000年，我们先划定了历史文化保护区25片，后来拓展到40片。比如图中绿色的地方，是胡同、四合院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正是因为有了划分保护区的意识和做法，今天我们申报中轴线才有可能实现。为了有效实现功能疏解，北京市规委规划出了三个功能区，一个是中关村西区，第二个是奥林匹克公园，第三个就是以大北窑为中心的CBD，即中央商务区，这样就不会有过度的、集中的功能侵入到中轴线的景观中来。如今，雄安新区的建立,是颇具气魄的“中国方案”，将促进北京非首都功能进行更大规模的疏解。
      1994年到1997年，我曾在北京文物局当局长，当时看到一个非常令人心酸的场景，52米宽的筒子河和城墙中间，当时居然有400多户居民在那里生活，其中很多都是故宫工作人员的家属，还有20多个单位也挤在那里。他们生活在狭长的地段上，出行很不方便，同时也有极大的火灾隐患。当年有465根污水管直接向筒子河排放污水，筒子河水都变成劣五类水质。河旁边还有一座饭店叫大三元酒家，也直接向筒子河排污，居民们向筒子河中扔的垃圾已经堆到了水面上。那时候筒子河完全没有尊严，人们走到附近，就能闻到强烈的臭气。
      所以当时我们就喊出了一个口号，要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21世纪。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通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将污水截流，令周边居民搬迁，终于在进入21世纪之时，筒子河碧波荡漾。今天，无论春夏秋冬，早中晚，只要是天气好的时候，总是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将照相机、摄像机对准筒子河、角楼、城墙、河水，拍下美丽的照片，将故宫之美传到世界各地。
      2012年，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后，带领全院职工再次艰苦奋斗三年，共同整治环境，包括室内的10项内容，室外的12项内容。我们再一次提出了口号：要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135栋临时建筑全部被拆掉，各单位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希望当人们在走进故宫，看到的是绿地、蓝天、红墙、黄瓦的美景，现在除了蓝天在个别日子看不到，其他的愿景都实现了。2020年12月8日是紫禁城600岁生日，我们可以欣慰地说，经过努力，我们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我认为，为保护天坛所付出的努力甚至比保护紫禁城更多。对天坛周边环境的整治工作艰苦卓绝，将几十栋居民楼都拆掉了，如今，天坛已恢复了大面积的绿地，这是在过去完全不敢想象的。当时将天坛医院这样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搬到了大兴，但医院的建筑没拆，最近我呼吁，要禁止其他单位再搬进去，因为我看到建筑依然还有人进出。当时中国音乐学院搬走以后，马上原有建筑就又被中国音乐附中给占了，于是又经历了10多年后的再次搬迁。所以一旦决定要搬迁，就需要在搬走后赶快将不具价值的旧建筑给推平。
      通过各方努力，中轴线两侧也呈现出环境整治后的良好效果。从北京市开始建考古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元大都遗址公园等被建成，进而进行全国范围的推广。25片历史文化街区已得到良好的保护，其中的水系也在逐渐被揭开，大运河的水系、三里河的水系等，不断地在北京城中得到呈现。
      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些保护工作中不断地得到保护和弘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今天也开始积极地参与并享受传统文化，感受古都风貌。我坚信，中轴线申遗项目一定会成功。

[1]侯仁之（1911~2013），男，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较早阐明历史地理学应是现代地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提出者之一。对北京城的起源、发展以及历代水源的开辟和城市规划的特点，作出了系统的研究，对指导北京地区城市规划、建设及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2]张忠培（1934~2017），男，著名考古学家，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者。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3]赵朴初（1907~2000），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

[4]启功（1912~2005）， 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5]饶宗颐（1917~2018），男，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他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以及近东文科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中国学术界曾先后将其与钱钟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

[6]借用的是贾岛诗作《戏赠友人》：“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冷。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

[7]Yoga，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技术人员。

题目：20世纪建筑遗产的红色经典回望与启示

金磊：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我们今天做这样一个活动，大家能感到，它是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间。这个时刻让我们想到什么叫纪念、什么叫纪念建筑、什么叫纪念碑，什么叫留在心中的纪念。单院长的讲话，不仅给我们讲到申报世界遗产的问题，也谈到了遗产保护如何叙述、如何传承、如何产生影响的问题，都是提升文化遗产价值的关键点。今天，三个学会联合举办本次会议，在探讨通过交叉提高我们理论和实践的水平。我想到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各专家委员会专家的报告将通过传统与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通过追设遗产保护的技术史找到遗产保护的文化史，最终为当代城市建设服务。我们将在世纪峰雾下，绘制遗产保护的百年史图。

第二，在对待遗产保护的问题上，虽然成绩满满，但是不论是国家还是省市，工程的方案上仍有不少的缺憾。既有工艺不当、水土不服，也有保护、修缮过度的问题。三个委员会聚在一起，希望通过交流、学科交叉，产生一些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良策。

第三，三个专业委员会聚在一起，我们说一下他们的联系：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涉及方面非常宽，它最能务实地给出遗产保护完善地修缮之策；工匠技艺委员会不仅弘扬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还将以传统技艺服务面向建筑保护的全链条解决遗产保护的许多难点；20世纪遗产保护在现在的国家遗产保护体系下，是新的保护类型，以获得国际遗产保护的认可，20世纪遗产保护委员会要通过自身的工作使国内20世纪遗产的保护跟上世界遗产保护的步伐。三个委员会在此的交流，一定会呈现一场文化遗产的盛宴，回答何为最有价值的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复兴的方式。

首先，我想说一下我们在工作中获得的一些思考，我把最后的一段话念一念：“在当今建筑作品的宣言中，纪念建筑是人类的里程碑，它不仅可抓住设计营造表达的秩序，更赋予建筑以生命为钟爱的人民献上田园一般的生活。

这里边所呈现的内容是20世纪委员会，这五年一共评了五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这是第一批和第二批的两个建筑，和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的三个建筑。在过去的20世纪遗产的评选中，始终得到了中国建筑学会的大力支持。用单院长和修龙理事长的话说，做到了两大学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共同的敬重20世纪遗产，实际上是要给中国的建筑师们更多的帮助和启示。下边是这几年出过的几本书。

第一本书是《20世纪遗产保护》，是单院长在2005年编写出版的。此后我们就先后出版了《致敬中国建筑经典》，这是中国建筑学会几次展览成果的合集。之后是《中国20世纪建筑大典（北京卷）》、《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第一卷）》，《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第一卷）》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的一项图书奖。

现在我们在做的以红色经典建筑向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献礼专题，是在四批共497个项目中选出了一些20世纪遗产红色经典建筑，共102个，从中又筛选了一些。其实大家都知道，8批国宝以后，怎么对待红色遗产的，基本上它的数量每次都在16%到20%。

今年是梁思成诞辰120周年，中间也有一些同志有担忧，说梁思成诞辰120周年，这事儿好像跟今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没啥关系。我稍微翻了一点史料就发现梁思成1959年9月1号入党，是毛泽东同志认可的，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谁入党能有这些人当他的介绍人呢？所以我就把梁思成全集关于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梁思成的一些想法进行论证。所以我就觉得梁思成不仅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还是我们首位文化遗产事业的英雄。

对于红色建筑遗产从什么地方追溯起，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应该从1919年写起，从文化的“五·四”和政治的“五·四”说起。

大家看到的这74个项目，是我们按照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要求，做的红色建筑经典建筑专题，出版在天津大学出版社建筑邦平台，由他们来推出。这个专题内容由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组织编写，帮助他提供子弹和智力上的帮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在中国只选出100个，它被光明网、人民网、学习强国等平台推介。所以这个事作为建筑人、文博人我们感到高兴，我们的平台被中央选上了，这是一件好事。

另外要介绍上海的文物保护工作，特别提上海的“一管五止”——建设性保护。这里就提到一些重要的节点，就事件性和叙述性来说，事件性咱们就提到了三线建设，无论是大三线还是小三线建设，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做的工作。我们这里重点做的一件事情——关于“8·16工程”。人民日报对“8·16工程”有很高的评价，最后把816评价为作为一南一北，跟大庆油田相比较。所以大家就反过来看，我们的三线建设是获得了多么值得的一个回报。

现在我稍微说一下特区，单院长最近提出，深圳特区建设有好多80年代的房子，已经先后有6个建筑被评为20世纪遗产。这6个房子怎么看待他们是不是历史建筑？当年巴西的巴赫利亚被评为世界遗产的时候，它建了仅仅30年。深圳特区的建筑都快40年了，很多建筑国家不认为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认为它是一个保护单位，其实这样一个概念是咱们视野上的问题、认识上的问题、理念上的问题。前些年咱们提倡要保护的深圳体育馆被爆破了，包括大家知道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也被夷为平地。如果说深圳这样的项目，我们都要以旧换新，三四十年的历史都不能容忍，全国是不是都要学深圳，这难道是深圳的经验吗？

关于历史建筑，什么样的历史建筑和什么样的建筑群，包括深圳这样的项目，能不能进入到中国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录里，其实单院长有一系列的想法，这些都是一些新思想。如果从改革开放的角度去做，其实这是一个新思想，就不能沉醉在过去的模式上，包括对国家的《文物保护法》，我们该如何的增加必要的术语和必要的新概念。我觉得也是应该考虑的。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题目：我国馆藏文物保护的相关进展

王时伟：中国文物学会工匠技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长。

国家文物局准备举办一个展览，要反映近二三十年来在馆藏文物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反应传统修复跟科技的一些理念融合。

现在文物系统的馆藏文物有3500多万件，一级文物有了6万多万件套。每年出土文物也很多，包括金属类的、无机分子金属类、有机类的，涉及各种材质的文物非常丰富。

在欣赏这些美轮美奂的国之重器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很多的馆藏文物，特别是出土文物材质老化、脆弱，很多文物都是带病保存，状态十分危急。这些年文保技术协会配合国家文物局做了一些修复方案的审批、审定工作。

现在各地的各级各层级博物馆或者考古机构，需要修复的各类材质的文物非常之多，面临着比地上的现存的古迹、古建筑、古遗址付出更大的工作量。

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坏：竹木漆器文物重度以上腐蚀率高达40.8%，纺织类文物超过20%，金属类的实质文物的腐蚀率低于各类馆藏文物为16%～17。馆藏文物现存的这些病害情况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从文物修复的历史来讲，我国的文物保护和修复活动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早期的文物修复并非是从文物保护角度出发，而更多的是从古玩收藏的角度，解决器型和品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明清，其中也促进了文物修复技术的提高，发展为今天的传统修复技术。

我国现存的馆藏文物科技保护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仅限于化学成分的分析技术，我国的文物科技保护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文物保护开始引入了其他领域已经成功应用的材料和技术，以及对文物材质和保护材料分析检测方法等。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保护技术研究所——当时叫文研所，1962年成立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上海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相继成立了文物保护实验室，标志着现代科学结合传统工艺保护文物的时期。

现在遗产院、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大的文博单位，都拥有相当规模的馆藏文物的保护机构，国家文物局开始设立了行业重点科研基地，主要从事各类馆藏文物保护科技的创新性研究。

总结研究我国馆藏文物保护发展的历程，明显的具有以下特征：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馆藏文物保护对材料的应用以天然材料为主，并辅以简单的化学药品，技术的主要特征是经验型；20世纪中期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文物开保护开始引入了其他领域已成功应用的材料和技术，这一时期的保护技术已具有了一定的理性选择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以来，材料科学迅猛发展，保护技术和材料的应用也开始走向高分子合成材料应用时代，我们对保护技术和材料性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近年来，国内开展了文物保护修复材料的深层次应用研究，通过实践对文物保护修复材料的应用进行了初步归纳总结，力求对材料性能运用效果以及副作用进行科学性的定量评价。同时风险管理理论指导下的预防性保护工作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经验型保护阶段——传统修复阶段；定性保护阶段——现代科技介入的传统修复阶段；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过渡阶段——现代科技与传统修复的融合阶段。

近10年来文物保护工作者勇于实践，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的成果，抢救、保护了一批珍贵的文物。技术特点：一是建立在价值认知和风险评估基础上的系统性保护得到了高度重视；二是材质裂化机理的研究与防治、保护材料评价等方面的定向基础研究不断深入，文物保护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不断加强；三是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的丰富了广场保护的方法与手段；四是现代科技的全面介入，加快了文物保护传统工艺技术的集成、扬弃与创新。

（1）金银外饰的铁器的保护研究项目。针对装饰铁器外表被土锈、瘤状锈等锈蚀包裹的问题，研发相应的软化保护材料和保护技术。如内蒙古出土的辽代的错金银器，甘肃张家川出土的战国铁金银器等的保护处理有效的保护了文物的真实性、完整性。

（2）高度矿化的青铜器的保护研究项目。针对一些青铜器的器型完整但表面粉化内部腐蚀矿化的问题，文物保护工作者通过现代分析手段深入研究器物腐蚀状况，研发出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技术。如浙江、江西以及新出土的青铜器。

（3）彩制陶制彩绘的文物保护，秦始皇陵出土的彩绘陶俑保护研究项目。针对陶制彩绘文物的彩绘脱落起翘等病害研发了彩绘层的加固保护材料以及工艺，并在秦始皇陵出土的彩绘陶俑的保护中成功运用。

（4）纺织品文物的保护研究项目，糟朽的丝织品的丝蛋白复合体系的仿生加固。针对馆藏丝织品糟朽粉化，利用丝蛋白添加助剂研发出复合仿生的加固技术，选用细蛋蚕丝、桑蚕丝开发出文物修复用薄透型的丝织品材料——皱丝纱，重新修补断裂的蚕丝，部分地恢复了丝织品的物理性能。

此外，还包括竹简文物、纸质文物、馆藏壁画文物、海洋考古文物等的保护研究项目。

在保护修复技术材料方法取得一系列突破，抢救性保护了大量的文物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繁重的保护修复任务与修复人员的短缺的矛盾；价值认识不足，造成不当修复的问题；材质炼化过程中，如何尽可能地实现延缓的几个思考方面。

20世纪90年代，预防性保护的概念逐渐成熟，并扩大到整个文化遗产领域，有了相对统一的阐述，将预防性保护概括为在不危及文物真实性的前提下，延缓任何形式的，可以避免损坏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和行动。预防性保护理念的提出、与发展，各国博物馆展开了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我国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源于中医——未病先治、疾病防变。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为防止霉变、虫蛀，就有针对简牍制定通风、晒制的制度。明代嘉靖年间所建的天一阁藏书楼也有利用中草药防虫的记载。1905年，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院，也使用了这些传统预防性的做法。

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的探索与实践、当代预防性保护的研究，始于1995年原国家科委国家科学和技术部设立的影响文物保护环境因素及环境质量标准的研究课题，20006年的国家科学技术部设立馆藏文物保护环境监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研究项目，开始对馆藏文物应用保护研究工作进行了系统性的支持。

我国馆藏预防性保护的探索与实践，起初国内的预防性保护企业关注最多的是环境问题。人们通过长期的观测和研究，发现文物的自然变化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保护环境的影响。尽管处于室内、半封闭的环境，但是馆藏文物依然不可避免受到不当的温湿度空气污染，光照、虫害、霉变、霉菌等因素干扰和破坏。这些环境因素与文物病害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些是单一的因素引起的多种病害，有些是多因素共同导致一种病害，有些则是多种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多种病害。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尚未清晰地揭示环境因素与文物劣化之间的必然关系。但专家、学者们经过长期的努力，得到一些重要的研究结论，为预防性保护工作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温湿度的文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文物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中，文物病害发生的几率相对较小，材质劣化的速度就趋于缓慢。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材质的文物最适当的保存条件的研究，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是温度和湿度。由此，对于文物保护，保存环境中的温湿度的控制成为预防性保护中的最重要的难点之一。

在博物馆设计方面也都考虑到这些因素了，现在一些新建的博物馆，这些方面都有标准和规范的设计。建立馆藏文物保护环境的监测评估系统，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照度、紫外线照强度、二氧化碳等几项指标，结合专项采样，采用了便携式检测手段，定期开展特征污染物检测，如甲酸、乙酸、甲醛、臭氧、氧化物等。

环境预测是预防性保护的主要措施之一，除了对环境的控制，有些情况下还需要采取干预本体的方式达到预防性保护的目的。究竟何种形式、何种程度的干预属于预防性保护，如何界定预防性保护与抢救修复，这些问题还在探索与争论之中。现在风险管理这个概念提出来了，对风险的风险管理的理念在我们文物方面、文化遗产方面早年可能引用的不多，但是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了。

预防性保护的目的是减缓文物的劣化速度，由于现实条件和人类的认知水平发展的客观规律，预防性保护面临着许多困惑。在面对众多不确定因素时，如何使有限的文物保护资源得到最优化的分配，风险管理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

依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世界文化遗产风险预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研究建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为文化遗产风险管理工作提供指导，包括文物本体的微小变化的感知技术、风险的评估方法研究、环境与劣化关系、风险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研发，几个方面都需要开展工作。

题目：以现代技术手段支撑文物保护理念的重要实践——彭州领报修院震后修复

韩扬：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北京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原所长。

上午单局长也讲到了，四川的512地震对建筑造成的破坏，我就对其中的一个修复项目做一些回顾。我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用现代的技术手段支撑文物保护的理念。领报修院是2006年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单位，这处建筑采用中国川西地区传统的材料工艺技术做法，仿照法国南部的建筑式样建造的一种天主教的宗教建筑。在512地震中几乎全部倒塌，基于文物价值保护和展示的需求，决定对这里进行整体性的修复。

屏幕上是领报修院的基本情况，大家可以看看。领导学院上个世纪初，也有个说法是上上个世纪末开始建的，这是初期建造完成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是一组西式建筑，前面是一些川西的木结构建筑。建筑的后面的礼拜堂和西面的楼本来是个口子型，1928年后面的山体发生了泥石流，把这组建筑冲塌了，这是1928年冲毁后的情况。这些照片是地震之前留下的资料，当然，地震之前和申报国宝时做的非常简单的测绘资料，资料很详实、形势很清楚，建筑处理上也很精美。

512地震后，我们大概是5月25号入川，5月26号或者是27号到了领导学院，在座的一些同志，我们好像是一起去的，对角从右下到左上这些照片，是地震时网友拍的。因为这里是川西的一个天主教的中心，这种建筑它有异域风情，所以就成为了成都的一个很重要的婚纱摄影基地。左下这张照片就是正在拍婚纱照，右上这张照片是砖石乱飞，正在坍塌，再看对角的两张照片是一地的碎片。清理后的基本情况大家看一眼这个屏幕，主要的两个重要破坏现象，一是它全塌了，二是所有遗存的气体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

这是最后的一张堆积的平面图，这里面红色的部分是有少量的遗存墙体，黄色的部分是遗存的这些台基，蓝色的部分是遗存的一些柱墩，不是气体柱子的下面的一个墩儿，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嗓子和住处，散落的范围大概是这么大的范围。这是建筑最下面的一层是东楼，它从立面上看是三层，但实际上它是由坡地下面做了一个相当于地下室的空间，待会我们看剖面图可以看到。这张图是震后根据实测画的实测图，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实际上下面排线的部分，从里面的中间去看，它相当于是个底下层，那么地上层只有这一角有所保留。这一点也很神奇，据说当时地震的时候，这个地方居然有一位先生正在拍婚纱照，地震之后他安然无恙的出来了，大家说这是上帝在保佑他，这里一个人没死。左上这张图就是保留的大概状况。

一地的碎片怎么去修复它？我们既要完整的把震后的遗存全保持下来，包括我们看到左上的这一张照片，一些礼拜堂的砖砌体的柱子断掉了，都争取把它回到原位。后面会有一些照片讲到这个问题。这些气体完全是松散的，又要完全的保护这些遗存，又要把它修复到完整的一种形式，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技术难题。

后来经过工程清理后发现，原来一开始调查的时候和当地传的口碑情况不完全一样，左上根据调查结果和当时的现状绘的图。2011年11月发生二次地震，也遭到了一些破坏。

这一地的碎片，我们怎么样把它组合起来呢？如果我们把碎片组合起来才是修复，如果我们把残存体全抛掉了，重新打地基，重新按照原来的样子建起来，那叫重建。那么是不是可以是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看一下右面最下面的照片，应该是河北博物馆藏的是中山国的红桃修复，把器物碎片拼合起来，我选的这张照片是碎片比较完整的，其实还有很多碎片不完整的，中间充填的都是石膏，包括我们青铜器的修复，也有要用焊锡用其他的材料填补缺失的部分，用这种修复的理念去对待我们领报修院的一地碎片。

建筑原来的结构，原存的结构体和原来的结构形式，把它恢复起来，这些东西难以承受残存体上我们做修复所添加的结构和其他的核载，这是肯定的，也不能满足抗震的要求。因此就必须提出对应性的措施。

那么修复设计中主要的工程措施排斥山体滑坡、对软弱变形的地基场地进行补强加固、增设必要的结构体、支付修复体，把荷载转移上去，然后还要加强修复后建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采用一些现代的注浆技术，适当补强残存气体，提高整体性，改善松散状态，采用岩土工程的抗滑桩，抵御对依存结构的错压力，引入锚杆锚桩技术约束，震碎的碎块，加强残存体的抗辩能力，局部采用钢结构转移残存结构承载的合众，用现代的材料进行防渗处理。

场地地震了之后，原来地下层不积水，地震之后一旦下雨，积水非常厉害，设计三个阶段，概念方案、施工图、深化和变更设计。

在具体的措施上当时讨论做一个附加结构，做成一种叫刊入式，一种叫依附式。内部的支付式的结构体，还有哪些技术被应用呢？直接作用于岩土的岩土工程技术，用于后面的山体滑移的抗滑，软弱地基主要是在东北角，因为它从西南到东北是坡地，东北部分是复合地基，是人工和自然体系结合的，往上的部分是天然地基稳定性比较好，还有用岩土工程的抗滑装。很严重的这种情况在建成之后是靠堆石头堆的办法把它维持住的，这次修复中，在它的外侧做了两排小型的抗滑装，这样的话就挡住了场地、土体对结构体的测压。另外大量的引入了锚杆、锚桩技术约束那些碎块。现在请大家看下这张图，图中有各处采取措施的这些措施的分布点，在这一部分是岩土技术用于岩土工程，后面是用于抗滑，防止再次滑坡。其他的技术用于建筑。

我这里讲一讲这幅图，这幅图残存的教堂的立面破碎，上面坍塌。我们用了两种处理手段。第一，支架纠偏；第二，在墙的后面做了一个混凝土的板墙。关于板墙要说明一下，本来是要做一个混凝土的格构和松散体连接起来，但是由于大家当时有不同的认识，认为格构不太可靠，就做了一个板墙。做板墙从牢固程度考虑会很好，但是从展示的角度，墙背面的很多的做法，包括小刊全看不到了。我到现在反思这是一大遗憾，当时应该咬紧牙关控制住，当时为了保证它的安全，在墙片里面背穿打了4个孔，做了四道毛感，是注浆的不是那种空腔的，把碎块把它约束起来，这样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可靠性。

修复分部位的结果就是右边这张图，大家可以看看支架纠偏、钢结构和支扶结构。这个孔这是在墙片上直接打过去的，当时打这个孔的很多人有顾虑，但是我们坚持做这个事，结果打过去了。这个项目在土体里面，建筑下面的排泄只是一个大概12公分厚的一个小砖壳，这个砖壳上面是砸田土，在砸田土上用树根桩的技术加注浆来稳固，这样就可以完全不动的把原来的东西保存下来。

这张图是锚桩和锚杆，锚桩和锚杆下面的一些支撑，下面的排券因为两次地震有很多气体都已经完全开裂，开裂了怎么办？第一，在水平向做一些短锚和里面联系起来；第二，在竖向完全是用岩土技术，竖向打孔把锚桩和锚杆做成竖向的，由支撑体的中心把它打到地面以下，但是在地面以下不允许超过当地地坪的15公分。用这些方法的话，就把那些破碎的开裂的那些砖砌体完全的保护下来了。

能保的一切都保下来了，首先，这样的项目没有现代技术的支撑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其次，完全用我们习惯用的建筑修复的手段，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个项目就把岩土工程的手段引入了建筑修复。

我们现在进了一个新时期，什么都讲创新，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个是什么。什么是创新？第一，以当时的情况，以保护为妙为目标的这种支撑技术，牵扯到创新，它又是借鉴又是移植，它是第一例，国内从来没有在残存体上把一个建筑修复起来的。在这一例之后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在这里之前我调查过没有。第二，把岩土工程的技术直接用于修复、强化建筑结构体，在这一例之前也没有。

结构技术、岩土技术都是成熟的，所以又不是创新，所以这是一种引入。原本的现代技术支撑的材料做法，它根本不能满足保护的要了。原本的现代技术支撑的材料做法是用川西的建筑材料做法去仿照法国南部的建筑形式做一组建筑，如果刨掉重新做，那不是文物保护，那不是修复，那是重建。

如果说创新的话，这种创新是被动性的，就是为守旧而创新，我们要保护旧的东西。文物保护到了现阶段，其实在历史上我们像自然的原则、修旧有如旧的原则，被大家说了很多年，在我们的漫长的保护历程中，这些原则、理念对于文物保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今天的站位应该更高一些，我们看到现在的媒体、报刊上还要讨论什么叫修旧如旧，甚至要说修旧如旧不对，要说修旧如故，就要考虑什么叫旧，什么叫故。另外我们强调传统，包括我们宣传长城保护的一些片子上，把所谓传统材料真是传统的小麻豆、油灰用在长城修复沟缝上了，那和长城有什么关系吗？但是我们现在的媒体、报道、影视里会说这些。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思考呢？传统是必须的，它是一种传承，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去分析是修旧如旧对，还是修旧如故对，因为实物保存是文物保护的根本，本质上它是一个守旧，所以必须在守旧的基础上，想办法引进新的技术去做一些貌似创新的工作。谢谢大家。

题目：传统工匠技艺的传承与保护

郭玉海：中国文物学会工匠技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组长，研究馆员。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大会，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传统的手工艺人，所以在此我想就我个人感受，谈一下我对传统工匠技艺的传承与保护的个人看法。

有学者指出，非遗传统手工技艺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构建了整个国家文化自信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弥足珍贵不可替代的文化特质和精神财富。其传承过程也是弘扬和彰显民族优秀文化、民族文化特质和民族文化品格的过程，丧失现代化将意味着民族的贫困，而丧失文化传统则意味着民族的消亡。

我认为传统工匠技艺的保护与传承，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即传承者自身修养的提高、政府及相关机构政策的扶持、公众审美重述后的反馈力量。我就按照这三个方面来讲解。

第一、传承者个人修养的不断提高。工匠技艺属于工匠工艺美术的范畴。工匠们通过长期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创造并形成了各项具有鲜明民族风格色彩的艺术。一个专业的工匠对于技术的传承要有遵循传统的执念和终生不懈的淡定，必须谨守法则、忠实传统、慎言创新，同时还要具备主观的对于作品完美的追求，然后才可以通过不断的积累，最终形成自己的作品风格。

《公益文化》一书中写道，传统在技术的领域里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技术是工作不可或缺的力量，掌握技术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器物之优劣，这样的传统，把技术的秘诀传授给了匠人。传统是一种法则，在有法可循时，工作的安全便有了保障。匠人要正确地完成工作，通常依靠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对传统的顺从使得他们能够良好地完成工作。

远古的玉器以及青铜礼器在功用上都是交通祖先与神灵的媒介。所有的工艺技巧都必须遵循着既定的法则，围绕着奉献的主题而展开。制作者是在从事着一项神圣的事业，却不会自认为是在创造。至于华美、名利之类的描绘词语，都是今天的学者强加给他的，古人或许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先民们在制作这些器物的时候，必定抱着无比虔诚的敬畏之心。同样开凿各地石窟并遗留下大量珍贵佛像、造像精变绘画的人们，也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僧侣和食不果腹的乡村工匠，正是信仰的力量使得他们永恒和不朽。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工匠技艺传人，除了技法的掌握、内心的修养，还必须要有大量的学术积累和广博的知识见闻。一个手工艺者在没有完全掌握基础的工艺技巧和完成大量的重复作品之前，而去奢谈创作的艺术是最不明智的做法。艺术的品位需要手工艺者在反复实践的摸索中体会出来，一切个人工作中的成功、失败的教训，以及同行的经验、总结，都是有助于提高传承者水平的养分，只有通过无数遍的实践，读书再实践的不断进取、突破自我，才有可能使记忆最终走向完善。道近乎寂，止于至善，应该成为每一个公益者受公益者的毕生追求的境界。

第二，政府及相关机构的政策扶持。工业时代对于传统手工业的冲击是无情的，大工业的制造的标准化低成本化的巨大优势，无可阻挡的吞噬着传统手工技艺的生存空间。然而当我们充分享受着现代工业时代带来的空前丰富的物质产品，再去追忆童年的味道时，蓦然回首，才发现往昔的记忆、审美情趣以及曾与我们生活息息相伴的老物件，都已经再也看不到了。这就是工业化最为巨大的异化现象之一。

手工业相对于大工业的高昂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是最为致命的薄弱环节。手工技艺的个体化，也天然地造成了它的竞争力低下。因此保护传统工匠技艺必须由各级政府及各相关机构给予大力支持，将保护传统文化、保护传统工匠技艺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才有可能真正使其走出困境，重现荣光。

保护传统工匠记忆，从来都不是某个发白齿衰的老艺人的个人事情，老艺人的情怀、老艺人的尊师重道和对于手艺的精益求精，都是他个人的事情，对于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微乎其微。现实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会理性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各行各业的，潜在的从业者都会根据自身的条件，在能够看到未来的美好前途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选择，离开了体面的生活、富足的希望，而空谈情怀只会令后继者望而却步。

以故宫博物院为例，早期的文物部门叫做修复厂，刚才王世伟也说了，建国初期修复厂集聚了一大批业内顶级的手艺人，但是在随后的数10年间一步步面临了青黄不接的问题。由于文物修复本身就是一个冷门的职业，费力不讨好，加上旧的职称评定体制，重点看论文发表，而且外语考试能否通过也成为了一票否决的因素，因此就造成了我们的修复场已经入职的年轻人无心钻研手艺，即将入职的年轻人则视文物修复为位图。

这种局面直到近十几年，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实施，故宫博物院也调整了文物修复专业人员的考评机制、职称评定政策，向文物修复专业人员倾斜，解决了多年积累的职称评定欠账后，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短片的播出，更使得故宫的文物修复成为了网络追捧、路人尽知的当红明星，投简历求职的人络绎不绝，有幸参观我们现在文物科技保护单位的工作人员也是余有荣焉。在体制外那些民营个体的手工艺劳动者，尤其需要地方政府企业有计划的扶持与持久的投入，给予税收、信贷、人才等多方面的优惠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它需要政府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气度。这期间虽然不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有滥竽充数骗取财政补贴的现象，我个人认为这是必要的代价。这就如同古人千金买马骨一样，只要持之以恒，当喧嚣过后尘埃散去，真正的传统工匠技艺必定会重新复兴。

第三，公众审美重塑后的反馈力量。公众审美的取向和品位，可以重述，从上世纪50年代的长袍与中山装并行，到后来的列宁装、毛志福，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西装、T恤、牛仔裤，再到近年悄然增多的唐装、汉服，人们的服饰变化非常清晰的证明了这一点。

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国家法律的层面明确了学校应开展相关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要求，要求不断推进学校教育与非遗传统手工技艺传承的融合，改造传统手工技艺，父成子传的传承模式。2018年5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的通知计划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建设100个左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积极推进非遗传统手工技艺进校园的活动。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为非常典型的一个公众审美的重述活动，公众审美重塑离不开政府的策划，离不开媒体舆论的引导。而一旦公众审美重塑成功，其反馈力量也非常的巨大。

仍以故宫博物院为例，十几年前故宫博物院的门票收入在全国是首屈一指，但是这些门票收入主要来自于旅游者的贡献。那时候在人们的心中，故宫博物院更多的是一个景点，而不是一个博物馆。但是这种情况在单霁翔院长到任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单院长通过与各主流非主流媒体深度交流互动，积极成功的宣传了故宫博物院从建筑到藏品的历史文化、审美内涵，成功的将古建筑与文物藏品的专业属性广泛普及到了大众的层面，过去人们认为故宫一生只参观一两次已经足够了，现在变成了许多人反复购票打卡的圣地。观众为了参观非常专业的石渠宝鸡展，甚至出现了“故宫跑”。

观众的热情，刺激了故宫博物院各类专题展览推出和文创产品的开发，不断增加的收入则被用来更好的开展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展览、研究等多方面业务，在这种良性循环下，故宫博物院正在以可见的速度蓬勃发展。因此，我认为在传承者政府及相关机构以及整个社会多层次全方位的共同努力下，传统工匠技艺的传承与保护的前景无需担忧，它必将是一片光明。

在经历了200年的工业革命、电器时代、信息化浪潮的反复冲击之后，传统手工业再次迎来了他焕发青春的大好机遇，这是后工业时代的福利，也是世界各民族对自身文化多元性的积极诉求和坚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曾以唐代孟浩然的诗句“江山刘胜记,我被傅登林”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与鼓励。我想所有从事传统工匠技艺的我们毕生如在祖国的江山胜迹之中，更应在各自当下的岗位上作出积极贡献。我们当更加努力的投身于我们正在从事的传统工匠技艺的传承与保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其如此方不负青春、不负余生、不负我们正置身其中的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和腾飞的伟大时代。

题目：传承保护红色经典——重庆大田湾体育场改造设计示例

胡斌：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

非常感谢组委会给这么一个机会来介绍一下重庆的近代的红色遗产的保护，我就以大田湾体育场为例，介绍这个项目的情况。大田湾体育场这个项目现在正在实施中，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机会去重庆可以看看，但是前面理论我就不多讲了，前面好多的专家做了很多非常好的阐释。

主题大田湾体育场在渝中区的核心区，是渝中区的三个大板块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这个板块从建国之后就形成了这样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行政中心、文体中心和商贸中心。大田湾体育场片区以前是重庆人体育活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近些年有些衰败了，尽管区位非常的重要，但是随着重庆的大发展，2000年重庆的奥林匹克公园建好之后，大天湾体育场的体育功能就慢慢的弱下来了。

渝中区是重庆老城的母城，土地非常的少，发展空间也非常的少，面临很多的问题。大田湾体育场是这个区域中为数不多的开敞空间，随着城市功能的发展，这个区域在2000年之后出现了交通的问题，尤其是停车的问题。几任市政府的领导一直想解决渝中区的交通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两条轻轨，就是两条地下轨道穿过，还有两条城市主干道也要从这个区域经过，所以交通非常复杂。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片区里，有大田湾体育场、体育局的办公楼、全民健身中心，这些都是历史和文物建筑，还有杨廷宝先生设计的跳伞塔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训练的非常重要的场所，所以这里的遗存是非常丰富的，但同时又跟城市的功能有很多的矛盾。

2000年之后有两种声音，更多的声音是要拆掉大田湾体育场，恢复城市的功能，另外一批是文物保护的专家学者不停的呼吁把这里保留下来，最终保留的声音占据了上风，才把这一块地留下来。但是这块区域保留下来之后，给市里的很多部门带来了很多麻烦，尤其是交通安全的这些部门。2020年市政府启动了大田湾体育场的保护修缮以及利用工程，我们很荣幸的承担了这个项目的设计，需要解决很多的矛盾和问题。

政府对项目的投入非常大，因为不止是要保留大田湾体育场，其实是要保护从大田湾体育场到大礼堂整个片区的遗存。今天我讲的只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其他几个项目有的已经修复完成了，有的正在动工中，例如人民文化宫也正在做保护修缮。这一批建筑其实是西南大区时期，也就是1949年到1954年，当时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元帅主政西南时留下来的非常珍贵的历史遗存。

在短短的西南大区时期，大礼堂1954年竣工，劳动人民文化宫1952年落成。大田湾体育场是贺龙元帅1950年从成都迁到重庆后，就说在重庆一个200多万人口的城市，没有一个能够供大家集会和活动的场所，于是就选址就在大田湾这个区域，因为重庆很少有平地，所以发动了大量的工人、学生共同参与，就填了一个就把旁边的一个小山头挖掉、填沟形成了大田湾广场做临时的体育场，1951年的11月份开幕，1952年在广场上举行了第一届西南地区人民体育运动大会，1954年开始设计，1955年建成，1956年投入使用，所以大田湾体育场的时间是最长的。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大田湾的北侧常年出现状况，修过好多次，每次修一阵用不了多少年，地基又在沉降，发现原来北侧填沟是最深的一块，有27米多深。我们再去调查的时候，发现周边还有一些雨水或者是地面水还在汇集，这个地方经过了60多年地基还没有稳定，因此经常出现情况。

我们为了这个项目就做了一些历史研究、收集资料，我们找到了当年的一些设计图纸，还找到了当年的建筑师画的鸟瞰图和做的模型，发现图纸和模型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再通过走访和史料研究，发现大田湾体育场的施工图出过两稿，第一稿是中国固有式风格。我们根据文献调查发现1954年第一稿图纸出来后预算超了，所以建筑师调整了方案。例如减少架空看台的数量、减少一些装饰素材，尤其是主席台的正立面改成了比较简洁的柱子。

项目建筑师是原重庆市设计院的院长总建筑师尹怀，他的儿女现在都退休了，我们也去做了走访，在他们家还找到了一些尹怀的手稿。大田湾体育场的格局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跳伞塔比较早，体育馆和体育局办公楼比大田湾体育场早两年完成。原来大田湾体育场是个综合体，除了体育场之外，有体育馆、室外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这些地方现在变成了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修成了房子，还修了游泳馆以及一些临时建筑。我们保护修缮的时候，就把这些临时的建筑和比较简陋的游泳馆拆掉了，还原了历史原貌，主要是对跳伞塔的影响非常大。

这里承载了太多的重庆人的记忆，1965年重庆人陈家全在这个地方用手计时跑出了100米的世界纪录，接待过西哈努克亲王，周总理也在这里看过比赛，邓小平、贺龙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的珍贵的照片。

2009年北看台出了问题，经过评估定为D级危房，为了安全起见大田湾体育场就不对公众开放了。我们去做了调查，重新评估之后发现只是北看台有地基沉降，其他部分也很多的残损，但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就在想，建委系统的危房评估系统，对于我们文物来说有点耸人听闻。我们也经常碰到过，比如说土楼，夯土建筑、砖石建筑评起来都是低优级，都是D级危房，都得拆掉。

陈家全当年跑100米的这张照片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因为我们通过这张图片发现1965年大田湾体育场的看台部分增加了钢结构的雨棚。通过我们去调查大田湾体育场变化最大的其实是主席台部分。原设计图是单层的，但是为了让体量显得雄伟，里面做了这种木桁架结构、砖木混合结构把它抬得很高。1965年加了一个钢桁架，1979年做了大的变化，把屋顶拆了，保留了一些大柱子，保留了部分的墙体，加层成了二楼。通过1997年的照片，我们发现建筑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多了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雨棚和前面的主席台部分。我们查找资料得知，1997年重庆被命名为直辖市，为了在这做活动加了主席台，把底下原来的司令台埋在下面了，我们这次想把这部分恢复出来。

大田湾体育场占地4万多方，建筑面积是9000多方。我们做了残损评估、病害调查、材料的分区的调查，各个区域的材料类型还是非常丰富，但是主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卵石混凝土。我们做的病害研究和病害分析，主要的问题是钢筋混凝土大量暴露在空气中，重庆的酸雨的侵蚀，所以出现钢筋混凝土的碳化非常严重，钢筋的锈蚀也非常严重，所以出现了局部的病害问题。对加改建做了一些梳理。

除了分级评估、残损评估之外，我们还用仪器做了一些检测，对各种材料的力学性能做了检测，包括取样分析，室内实验室对它的气体、砖、砂浆、混凝土、钢筋以及水、刷石、水磨石等材料都做了取样分析，还有做了力学评估和力学检测。我们对现状的力学性能做了模拟后，发现整体状况非常好，承载力没什么大问题

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希望用原材料、原工艺，建筑原本用的卵石混凝土、水刷石的一些颗粒等，我们都做了一些分析。我们修缮后，做了一些不同时期的对比。

因为主席台的改动很大，我们发现1979年改建时的很多工艺做得也非常好，例如水刷石的工艺还有一些灰雕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所以背立面和侧立面我们还是想保留。通过综合评估这个建筑正立面是1956年的形态，侧立面和背里面保留1979年的形态。

改造之后，我们最大的利用是解决这个区域停车难的问题，把大田湾体育场中间的部分挖了两层下去，作为这个区域的停车空间，整个地面就恢复成人形空间。原来整个区域的交通非常复杂，现在停车下地，正好还有几条交通的主干道全部下地，地上形成步行系统，目前最大的步行系统就是从大田湾体育场一直到工人文化宫，一直到重庆的大礼堂，这一段全部可以用步行系统走通，车就在周边和地下行走。把跳伞塔周边清理出来，增加一些室外的全民健身的场所，体育场恢复之后，功能还是恢复成全民健身中心，群众的一些体育活动可以在这里头举行，但不能举行大型的赛事，因为原来设计的人数是容纳32 000人，不能满足当代对建筑安全疏散的要求。我们经过计算得出，人口最多控制在20 000人，也就是说如果要举行赛事的话，最多控制在2万人，才能满足建筑安全疏散的要求。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大田湾体育场，同时又能满足当代市民的需求，给老的建筑能赋予新的功能，还市民一个新的全民健身中心。谢谢大家。

题目：古建筑保护中的真实性问题

沈阳：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

我讲的题目其实更多的是务虚，前面其实韩阳所长已经介绍了他做的领报修院的项目，我们两个人的内容正好可以互相对应，他讲得非常实际，而我给他做的项目来做一些这个解释，希望大家能够结合起来去思考一些问题。古建筑维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古建筑肯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修是必须。但是修的过程肯定会涉及真实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大家的口头禅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过去大家在谈古建筑维修时，恐怕很少会提到真实性，更多的是从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体概念中引进过来的理念。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中已经提到了真实性，而《奈良真实性文件》对真实性保护有了比较系统的解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国际保护的文件是西方人做的，而提出这些理论的人其实有很多是哲学家或者是文艺理论家。如果我们看西方的保护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著名的保护理论专家并不是建筑师或者工程师，更多的是哲学家和文学家、文学理论家，所以他们所说的这些内容，我们翻译过来以后会觉得比较拗口，例如《奈良真实性文件》对真实性的解释，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第一，我们基于价值认定文化遗产，第二，要注意价值本身是否可信。为什么强调这些？因为我们现在一致认为，我们对建筑的价值认识决定了保护的手段，所以我们真正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保护文物的本体，而是要保护本体所富含的价值，这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保护理念。因此，真实性的判断，其实是价值的判断，这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基础。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国际文件有很多的解释，与我们对于中国古建筑的认识差距非常大，很难直接的关联。

我看了一些与建筑遗产保护有关的书，同济大学的陆地老师的《建筑遗产保护、修复与康复性再生导论》是我近年看到的关于建筑遗产保护的书籍中最好的一本，但是他最终把建筑遗产归结为国际上普遍理解的最广义的有形建筑遗产。所以针对建筑遗产的真实性，我们看完以后觉得还是没有说透。

具体到中国，虽然大家在编写方案、文章的时候会经常提到真实性，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如何界定中国古建筑的真实性的文章。有一个文件谈到了这一点，就是《曲阜宣言》，其中谈到了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对于损坏了的文物建筑，只要按照原形制、原材料、原结构、原工艺进行认真修复，科学复原，依然具有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按照这句话，我可以理解为只要我照猫画虎照着那个样子再做一个，还是可以成为文物。这是我们关于古建筑里头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四原原则。依照这四个原则，在实践中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基本思路，和国际中的遗产保护的理念是不同的。

我们现在面对的文物，其实所谓的原也好、旧也好，都是经过了原来的创造，历史中间的不断的演变，和我们后来不断的维修，最终看到了一个结果。所以国际上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文物或者叫做遗产，其实它有三个作者，第一个作者是最初的原作者，第二个作者是历史，第三个作者是保护者，我们保护者在文物上所有施加的干预其实都对文物本身有直接的影响，会导致文物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所认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概念大家应该去逐步的深入的理解和接受。

那么问题就来了，作者不同价值就会不同，例如我们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一个价值，如果我们看到后人的仿品，或者是一个过度修复的《蒙娜丽莎》，我们肯定对它的价值认知会有变化。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外在的信息表现，忽视了其中内在的人的存在，那么就是犯了只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如果误导了作者，那么我们可以说文物本身的价值就受到影响，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假的文物。

我们有一些例子，中国的塔的维修其实在历史上经常出现，我自己当年做项目也曾经遇到过，原作者的很多痕迹在修复后被抹去了，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做法。欧洲的做法就是另一种，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城堡、城墙的雕楼的修复，其实完全是自己编的，和历史上原来的形式完全都不一样。在这种保护的过程中，已经有意无意的把原作者隐藏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对象时，往往会误以为这是原作者的作品，但事实上这是后人的创造。我们在看一个文物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维修过度，或者重建的文物时，原模原样是不是就是真迹，这是我在这方面思考的问题。因此，我的态度是真实性有其自身的判断逻辑，本质是价值的判断，事实上是价值的真实性的问题。不是归纳几条文物的历史意义、艺术上的特点，就一定是它的价值，而是这些价值本身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完全体现了作者当时的意志，这些才是我们对真实性的深入理解。

古建筑保护其实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十年不到百年的历史，从早期的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张默先生有很多人在三十年代后，开创了中国古建筑保护研究的事业，形成了一套体系，直到今天这套体系影响深远。我们这几十年做了大量的古建筑的保护，那么有很多是水平非常高的。当然也有这一种，比如像南禅寺大殿这种概念性的修复，由于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所以从概念上来讲，后来的维修把它从被改动后的效果恢复了唐代建筑的形式。我始终认为这是一种纪念碑式的修复。像正定华塔这样的修复也是有依据的，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它的形象也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在几十年的历程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采用这样的修复方式。

日本的修复方式也是大家经常会举例的典型，经常会说日本的建筑保护很认真，我在前几年去和日本合作时，我对这方面做过了解，他们确实很认真，为了修复一个奈良的大机电，能够花上10年的时间，为了修一座塔也要花上10年的时间，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日本的建筑维修，比如日本很有名的金堂建筑，隔上若干年就会落架大修一次，这是日本的一个传统。在落架大修过程中，他们认真到可以把每一个构件的年代都做出判断，所以他会花1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好像很少去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像佛光寺大殿、应县木塔这些特例，我们确实已经坚持研究了很多年，但是我一直认为没有找对正确的研究方法，所以这是20年不一定能够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日本有一个特点，它对于保护珍贵的国宝建筑是非常严格的，例如更换任何一个构件都要做非常慎重的考虑，但是在做一般的保护对象时，经常看到更换大量构件、表面进行油饰、彩画，所以日本的建筑文物分级是分定到了每一座建筑上，一个大殿的建筑群中有国宝，一点不许动，也有很普通的建筑可以随便修。这种方法对于保护来讲，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也是切合实际的，比我们一个标准去笼统对待，可能更容易操作。

大家刚刚介绍了一些案例，都谈到了现代的技术条件，从测绘、保护技术上都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这个是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那个时代所没有的，这已经是明显的一个进步。刚才韩所长介绍的加固建筑，那些新技术的应用本身不一定是创新，我觉得如何用新技术能够对文物价值有好处、能够更多地保护文物的价值才是创新。

在实际工作中有现代技术，也离不开传统。前些年我在做泉州开元寺塔的时候，虽然也做了三维激光扫描，也做了各种各样的仪器检测分析，最后我还是坚持搭简易架子，让所有的人都上去，对存在的问题要有直观的了解。因此，传统和现代技术的结合，才是文物保护未来的方向。

现在大家都在提真实性，关于这个问题不仅是口头说，而是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现实工作中，在谈真实性的同时，我们也在做着这样的工作，例如古建筑的墙，红砖做背里，灰砖做面，我在北京市修房的时候是常用的办法。因为离开北京市的时间很长，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变，但是修城墙是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做法。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样，其实回想起来会很容易的理解，因为当年梁思成、刘敦桢他们了解中国古建筑和中国古建筑做法的时候，他们的老师到今天就变成了是房管局修房的，只有把这样的传统技术附加上保护的概念，才真正成为古建筑保护的思考，否则的话我们永远停留在房管局修房子的层次。

古建筑重建和局部的修复，也是现在的热点问题，2015年修订版的《准则》，也把这个事儿当成了一个比较正面的事情来提倡，但事实上我们确实很难做到复原。例如五十年代维修赵州桥，老的随带栏杆因为掉到河里没了，请了曲阳的师傅根据残的栏杆做复原。我们新配的栏杆，包括局部修复，比如它的灰塑彩绘，老的东西进行重修或者重绘的时候，当原来的桥栏杆摆在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差距，很难把它们联系到是一个时代的建筑。因此，即使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设想、复原，但在操作过程中是很难做到的，我的观点有七个。

第一，我们要尊重历史。我们必须要把历史变迁的过程当成客观的存在，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要看到旧的、破的、烂的东西就一概不要，而是要把它变成崭新的。

第二，我们要敬畏文物。这是我们在现实中经常看到的案例，一个佛像修成另外的模样 ，很明显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大家对文物还是缺少敬畏之心。

第三，我们要说清价值。古建筑维修说价值不是去泛泛地谈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而是要说清楚古建筑本身有哪些具体的东西值得保留，比如我们在看到近现代建筑的具体做法，在方案中可能很少会讲清楚该怎么办，在实际操作中由施工单位自由发挥。当然还有另一个特例是四行仓库，这个建筑是很重要的抗战遗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只剩下一面墙，而且这面墙完全是假的，抗战勇士抵抗日军的所有的痕迹，这个价值都已经成了假的、人造的。我觉得这是对历史价值的真正内涵缺少起码的认知的结果。

第四，我们要意识到保护就是干预，我们所有细微的保护对文物保护的初心是好的，但有时候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比如建筑的环境的变迁，修好后和原来的状态，特别是一些细节，比如佛像，大家给佛像重新装彩时，眼神很微妙的变化往往会给整个佛像的内涵、思想带来变化，任何干预都会有影响，所有的保护措施都是干预，因此保护措施一定是最低限度的。对于干预者来说任何修复都是在创造历史，这是我们要有的意识，我们不是在修文物，而是在创造新的历史，我们创造的东西越少，保留的历史就会越多。北京的良乡塔在网上被评为中国最难看的辽塔，为什么会这么难看，这是因为1983年维修的时候，把原来塔沿儿塌落的部位全部给抹平了，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塔像烟囱一样，没有塔沿儿，因为80年代初，我们建筑保护的水平还比较差，没有图纸，只有简单的几页文字，施工单位现场工作。

第五，我们要辩证的看待新技术。有些新技术能够把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也有的技术会造成文物价值的损失，包括表面的涂刷。新建的徽州大桥，现在这个桥已经完全变成钢筋混凝土结构，去年洪水给冲垮了，建成了这样一个结构。

第六，要统筹利用古建筑。我们以前只注重保护，忽视了利用古建筑。我们往往修护完古建筑才去考虑怎么用，确定了用途后还要对古建进行二次改造，因此我一直在倡导要去合理的、主动的考虑如何利用古建筑。故宫御花园也是考虑了利用后，但是忽视了文物的保护，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最后，是加强管理。现在文物保护从设计到施工过程的管理力度是比较差，一方面由于需要保护的建筑的数量已经明显增加，人员力量不足，但是加强管理还是我们未来工作中应该要做到的基本保障。

我的发言就这样，谢谢大家。

主题：“传承 保护 创新的建筑遗产理念与实践” 的建筑遗产保护利用

中国文物学会工匠技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荣：我们这个专业委员会成立的比较晚，既包括可移动文物，又包括了不可移动文物，如何开展工作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我感觉今天的会恰由于三个专业委员会的共同举办，似乎将我们工作表达出来了，为工匠技艺专委会的优势发挥提供了条件。近期计划与淄博政府部门合作，因淄博在清代是为宫廷制作玻璃的，所以与学会合作为淄博当地玻璃制作的传统制作工艺贡献力量，恰恰体现委员会的优势与特长。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刘弘涛：四川是一个多灾种并发的地区，做好防灾减灾预防性保护工作对于建筑遗产保护意义重大，这一点是在汶川地震后才引起重视的，在四川研究它特别有意义，相反在灾害发生较少的内地城市其特点就不那么突出。从建筑遗产防灾减灾的持续命题出发，我们学校成立了研究中心，其目的就是要组织各方对遗产保护、对防灾减灾有能力有共识的专家，共同为此领域面临的“危机”献计献策，也特别希望咱们的专业委员会予以智库般的帮助。

成都市规划院三所所长张毅：参加了今天的会我特别感觉到，它体现了跨界交流的意义，从城市规划行业看，单霁翔会长是我们建筑、城市、文博诸领域跨界融合的一个榜样。成都市的建成时间已有2300年，整个城市的文明史是4500年，这些内容层层叠叠的不断被发现，证实了成都有非常多的历史文化遗迹在下面，它其实需要一个丰富的城市年轮的呈现，同时也给当代的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留下了很多命题。从遗产保护普惠为民的角度看，为了营造回归人民的城市，我们的抉择必须在遗产保护与现代发展上多做工作，尤其要用改革开放的思路，使遗产保护不僵化，有创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石窟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崔航：最近我们单位比较火，火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主要是因为三星堆考古遗址的新发现，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持续为四川乃至周边地区的建筑遗产保护事业奉献我们的力量。以“十四五”期间我们考古所完成的省局下达的任务，拟定了若干方向，它包括了文物建筑的价值要素，或者说价值认识和针对性勘察的关联性研究，以及包括了文物建筑的分级分类的保护模式的研究，也包括了四川传统工艺的调查发现等，在未来如果传统工艺调研资料记录的足够多，我们还考虑进一步做规范化的推广，届时也请中国文物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予以大力指导。

广州集晟文化遗产保护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振华：我来讲一个小问题，它是来自基层保护工作者的诉求，即国家、省市应如何重视低级别建筑遗产的保护，不仅要给他们恰当的名分，同时要有保护政策与活化利用的条件。据我了解到，在国外甚至某些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都是有保护发展的政策支撑的，我们是否要考虑作出些突破呢？这种突破指在技术上给出路，在经济上给政策，特别希望有更多的技术专家能够关心低级别文物的保护标准与技术措施的制定，我认为这是遗产保护量大面广的国情所决定的，不应小看。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总建筑师、教授陈纲：我谈三个感想：其一，为什么传承其实非常重要。文化是跟人息息相关的，我觉得只要有人的需求没变，文化就一定得传承下去，如果不传承文化，它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其二，为什么要创新，因为人的需求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的建筑史的发展其实也是创新史、创造史。重视20世纪建筑遗产就不应该再发生盲目拆除城中村的事件；其三、创新重在思维的创新。我们不能把文物弄成固化的东西，它应该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们要以谨慎的态度去研究一下何为创新意义上的传承，我们要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许是中国建筑文化应有的真正自信。

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石斌：既然我是做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保护话题是离不开的。从我们工作的实践来看，最好的保护方式在使用中保护，在保护中使用一个活态的保护。怎么说我一直在一直做贵州省传统建筑的一个保护。典型的来说，最好的例子像我们侗族、鼓楼、花桥跟戏楼一直在使用中的建筑。侗族是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其文化传承全靠歌曲及讲故事，它的传播需要一个场所，鼓楼、戏楼便应运而生。无疑，这面临着大量在风雨下木构建筑的持续维修问题，这些年风雨桥有很多在暴雨中损毁的例子，所以用现代思维、传统技术的保护研究任重道远。

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副教授舒莺：无论从遗产保护还是城市创新看，重庆确在发展中，有些理念不能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相比。重庆的遗产保护尤其是民国建筑与工业遗产的保护有很多好的案例，但这并不等于说一讲城市文化，重庆就底气十足。如把来福士广场取代朝天门广场就颇受争议，也许它在城市运营上较为成功，但无论怎样它改变了重庆历史朝天门的文化。同样，现在不少城市中蹿为网红的打卡地，大家是不是也要全面看待呢？它或许迎合了商业，或许影响了文化传承，它或许还严重的造成了城市发展的负面效应呢？因此，我认为这次具有传承创新意义的沙龙是很有价值的，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参加。

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主任委员付清远为大会做学术总结，他主要强调，“我们这次研讨会是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展党史教育的背景下，加强做好红色文物遗产及不同类型、不同等级建筑遗产保护利用和传承工作，我们三个专委会也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做他们的研究和保护、利用、发展学术报告。他们从新时代背景下不同类型建筑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对策的研究、现代建筑规范与古建筑遗产保护原则的探讨、城市更新中的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的研讨、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典型成果及问题的分析，以及传统工匠技艺传承和科技保护的研讨会。期待会后大家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在新时代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中，不断取得进步和科研成果，为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事业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