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国营造学社李庄精神 纪念梁思成诞辰120周年”

学术考察活动

付清远：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主任委员。

今天的会最高兴的事，是我们开了三个专业委员会组成这么一个学术讨论会和到李庄来参观学习，我们这五个前辈的后人能到会，我觉得这次是我们的荣幸，特别是刘叙杰先生，今年90岁了，能这么精神矍铄的来参加会，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我想呢，所以我代表我们三个专委会，向五位先生的创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

我们第三阶段的会，主要是讲我们要传承中国营造学社，我们讲的李庄精神，因为当时这些先生在李庄做了那么多工作，当时非常艰苦，当时营造学社没有钱，后来获得了一部分经费，很少的，但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和整理工作，为我们现在的文物保护研究，包括我们很多古建筑研究，打下良好的资料的基础。

其实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要比李庄当时不知好了多少倍，所以我想我们这些做城市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员，应该感谢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设备，能够把我们文保工作，特别是将建筑遗产保护、传承和发扬下去。我想我们重要的是要发扬李庄精神，这应该是我们这次会议的最大的一个收获。谢谢大家！

刘叙杰：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之子，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在抗日战争时期，营造学社和一些学术机构迁移至李庄。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包括文物局，还有四川的省市领导，还有我们李庄的领导，对这次会议的安排支持，另外还邀请了很多专家，包括我们过去营造学社的一些家属，前来参加，营造学社120周年的纪念大会。营造学社对我们学科来说是一个圣地，因为我们的学科就是从营造学社开始的。

梁思成先生，还有其他营造学社的成员对我国建筑学科做了巨大的贡献，对我们后世，特别解放以后，提供相当宝贵的东西。所以这一次首先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当地的人民对我们的安排，谢谢！

我们营造学社到李庄的时间是1941年年中，我们是1940年12月底才离开昆明,。当时正是阴雨天气，也比较寒冷。我们就住在现在的月亮田，也就是我们今天参观的社址。

到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学社就迁到出去了。而我们一户人，我父亲，还有陈明达先生，我们是在1943年离开营造学社到重庆。这个里面，相当一些因素在里面。因为当时学社的调查工作已经到了一个告一段落，四川的调查是我们对我们古建筑调查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考察工作开始时营造学社还在昆明，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在上坝村，住在那里面。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和梁从诫，就是梁先生的公子，我们俩亲自跑到，迎接他们的车队，是人力车队。

这段记忆我非常清楚，而且那次他们出行的时间非常长，大概是半年，差两天吧。就是说，从营造学社工作来讲，虽然事实都是很清楚的，但是这一次的调查的时间那么长，从来没有，以后也再没有，而且收获是非常丰富的。

营造学社过去是调查北方的古建筑，南方实践很少。到了“后方”以后，首先是对云南进行调查，应该主要是西部，腾冲大理一带，还有昆明，最后就决定到四川，而四川的收获是大大地出乎他们的意料。四川自古是巴蜀之地，天府之国，所以有大量的建筑存在，包括汉墓、汉阙，还有岩墓、唐宋的摩岩，还有很多宋塔等。明代的那就更多了。

所以那一次调查，出动的人是四位，梁先生、我父亲、莫先生、陈明达先生，这里头也出了些纰漏，开头我他们从昆明出发的时候，梁先生因为脚发炎不能出发，所以他们三个人先走。先到了四川，调查了以后，梁先生脚好了才上去。这个，在我父亲的工作笔记里面都有记录。梁先生哪天去的？怎么赶上大家的？还有中间还出了些问题，莫先生和陈先生先后都生过病，还住过院，特别莫先生在成都还住了华西医院，这个里面都有详细的一些记载。有运气的是，刘先生，就我父亲还没有生过病，从头到尾一直都在坚持。

总而言之，那次调查，收获比较大，所以后来我们到了李庄以后，四川的古建筑调查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告一段落了，因为该去的该调查的我们都调查了。而当时营造学社的经费非常困难，可以说连工资都很难发出来，所以当时李庄是给我们最好的潜心研究的地点和机会。

当时学社就开始对过去的调查，包括北方的调查，一些资料，进行整理。所以我亲自看到，陈明达先生画的那个应县木塔的图，就是在李庄完成的，当时我和梁从诫非常非常高兴地跑去欣赏，因为我们从来没看过那么漂亮，那么大幅的宝塔图，而且是初本。

还有呢，就是对云南、对四川的一些调查报告，当时都是在李庄陆续还在整理。所以虽然学社到了李庄以后，除了旋螺殿，还有宜宾的白塔，是这个时期调查的，其他的可以说没有做太多的调查。然后呢，还有几个宋墓，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调查报告，但是主要的调查工作已经停止了，所以他们主要的是做整理。

还有呢，就是说，隔壁的中央博物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村子，我们刚参观的村子，原来叫“月亮田”，月是天上的月，田就是田地的田，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月亮田最西边的一点儿，绝大部分是给南京博物院，也就是当时叫“中央博物院”，他们在使用，所以这个情况我们都很清楚。

当时营造学社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尽管很困难，就是博物院照顾我们，让我们测量绘制了一整套大概有100来套建筑模型。

还有一些建筑特点的详图，他们将来准备制作模型。这里面绘图的有莫先生、陈先生、罗哲文先生、卢绳先生，还有叶仲玑先生，这些图，这些都是他们画的。这个图，现在还在我手里。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一个单位就把这个图寄到我们家，寄给我母亲，现在我这个图，准备交还给南京博物院。

当时营造学社已经是没有能力再进行调查。但是整理工作大部分是在这里（李庄）完成的，所以这个是修养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我想，后来梁先生到美国去讲学，那个时候编的《中国建筑史》，增加了很多资料，没看过的一些照片等东西，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在李庄。所以那个时候林徽因先生很快就生病了，那么其他的工作都是梁先生、罗先生、莫先生、陈先生、卢先生他们完成的。

所以这个情况，对大家大体就汇报到这里。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当时10岁，我是1931年1月份生的，所以说刚到这里的时候正好10岁，以后，我就在这上小学，在这儿上了一年，然后第二年，在1942年的时候我就考到了省里的一中去了。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很少，大概就两三年，但是我的印象很深刻。具体的情况我就不讲了，李庄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在这里和农民的一些子弟、同学感情非常好，所以对我一生来说影响非常深刻。我这里要谢谢李庄，谢谢这些李庄的民众对我们的栽培和照顾。

谢谢大家！

于葵：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外孙女。

我妈妈梁再冰，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女儿，她生于1929年。所以用我妈妈的话说，她是有营造学社的童年。而且我妈妈说，从她记事起，她的家庭和父亲、母亲——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还有家里的大小事，无一不跟营造学社密切相关。所以她与营造学社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

在北京的时间，我妈妈那个时候很小，拿个板凳坐在院子里等他们（梁思成和林徽因）野外考察回来。但是每次他们回来以后，不是忙着去晒图片，就是做怎么样的研究，而且很多学社成员都在家里。

她说不管走到哪，学社就是他们的家。对我母亲来说，她小的时候，有点不耐烦——营造学社太小了。那个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营造学社到底是个什么单位，但是这么小的单位，而且还是一个私人的地址，十几个板凳。机构在这么多年，而且还经历抗战，做出这么惊人的成果，而且还建立了通过建立一个古建筑的全新的研究方法，培养了这么多人才。所以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这个神来之笔，这么小却非常出色的团队。

我们可以知道，营造学社，我妈妈说，她的理解来说，她的所有成长，不管是朱启钤前辈、梁思成、刘敦桢、她母亲林徽因，还有莫宗江、陈明达，这些人，她就感觉到他们这个事情是一个特殊的研究，而且非常默契，她说他们之间展示出一种匠艺，属于一种营造学的意境的心领神会。而且她父亲梁思成和刘敦桢，还有学社成员，当他们看到那些古建筑时，不仅是欣赏这些工艺，更是要探索到这些古建筑的特殊的应用，更是要探索这些古建筑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而且他们一直在去寻求和去探索那种非凡的创造性，他们去体验它们的创造的灵感。所以她说这个学社里面的人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而且他们是有匠心的大将学者，有心领神会能力。

说到来到李庄，确实我们来到这里看到他们当时生活工作的地方，我妈妈描述的一些场景确实是历历在目。刚才叙杰叔叔说的，他们一起到李庄以后，看到李庄的时候，梁思成就大喊“李庄，李庄”，所以我妈妈就用这个“李庄，李庄”做了很多次文章。

总的来说，更多我妈妈当时描述的那些场景，到这儿来都能感受到，其他的还有一些慢慢说的话，可能以后再说吧，到这来，像回到我们的家，妈妈、刘敦桢和外公，是同事也是一生的友谊，他们的友谊也是这样传递到我们孙辈，子孙辈。我们在一块，去年，刘叙杰先生到我们家，我们相聚在一起。

非常感谢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讲一下我们长辈的一些精神。

谢谢！

卢岚：著名建筑学家卢绳之女，天津大学经管部教授。

大家好，我是天津大学卢岚。刚才已经介绍了，我父亲是卢绳。在这儿，应该说我觉得既荣幸，也有些遗憾。因为历史原因，虽然我是77届的大学生，但是我没能继承父业，这是我的遗憾。

说起李庄，2019年12月，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中国营造学社90周年的纪念展览，有一个座谈会。那个展览很好，比较系统地介绍的营造学社先贤的学术征程和成果。所以我觉得那几年之后，让我对先辈的这些工作有了深刻的理解，而且也是在这次活动中，我们这些后人再相识，相约来到李庄。非常感谢这个活动的组织者，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到这儿。

以前我对李庄的了解，是通过回忆录或者说父亲的日记等等，但是今天站在李庄的土地上，感触还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很激动，所以在这儿，我再表示一下对于活动组织感谢。另外我想简单说一下，因为我父亲的去世比较早，我刚才看了一下展示的介绍也比较简单，稍微介绍。

我父亲1918年出生，他当时在“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毕业以后他就不畏艰辛地在战乱的时间来到了李庄，追随梁思成、林徽因，还有刘敦桢先生，决心在这儿从事建筑历史的研究。我父亲的一个特点是记笔记，所以在笔记的里面有很多，比如说记载的在李庄的一些研究活动，这是我们逐渐的在看或者说在整理的。

从他的文献看，我父亲在这儿的主要的工作，是协助梁思成先生编写《中国建筑史》，再一个参加了明代建筑旋螺殿、前蜀王建墓、宜宾地区的一些古建筑的测绘。1943年他完成了一篇论文，就是《旋螺殿》，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这是他在李庄的主要的活动。

然后抗战结束之后，从1944年到1949年，他又回到“中央大学”，给刘敦桢先生做助教，主要的是教授中国历史和营造方面的课程。在李庄的这段实践，使他在建筑教学当中非常受益，游刃有余。因为他有一些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父亲受到了梁思成先生的要请，就从南京来到北京，一起在原来叫北京大学工学院从事教育，跟梁思成先生还是在一起，后来合并到清华建筑学院。我父亲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天津大学要筹建建筑学院，我父亲的一个老师——徐中先生，他就向梁先生求援，梁先生就举荐我父亲到天津大学，筹建了建筑学院。

后来经过很多年，就是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他当时要看一下云岗石窟和山西的一些建筑，国务院指派的专家组好像都是李庄营造学社的先贤们——刘致平、陈明达等，然后做了一些测绘。但是由于这次工作比较紧张，他回去以后就得了冠心病。在1974年，国务院准备第一次组织一个建筑考察团去日本，当时我记得是接到任命，杨廷宝先生是团长，我父亲是副团长，但是很遗憾，他的身体不行了，去不了了。

大概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父亲的情况，感谢这个活动的组织者，给我这个机会，我以后会更多的关注我们的李庄，关注我们教育，关注我们建筑研究的情况，谢谢大家！

题目：20世纪建筑遗产的红色经典回望与启示

罗阳：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之子，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文物基金会首席（非遗）专家。

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大家好！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再次来到，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深深的扎根历史文脉，闪烁着人文精神光芒的李庄。我对这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70年前，我的父亲就是在这里的一次天伦奇遇，追随刘敦桢先生、梁思成先生学习古建，后来又在梁先生的悉心教诲，惇惇教导，耳提面命之下，从一个放牛娃成为一个坚定的文物保护工作者。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梁先生，这不仅仅因为梁先生是我父亲的恩师，也不仅仅因为梁先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建筑理论和学术思想，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要传承和学习梁先生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大家知道，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总书记提出要有文化自信。那么什么是文化自信？我想，文化自信不是比较出来的，不是我们有三千年、五千年的历史，我们比人长我们才自信，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遗产总量已经超过了意大利——37项。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对本民族历史人文的高度的认可，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高度的自豪，即使我们有一些方面可能现在还不如人，但是仍然对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一往情深的无比热爱。

就像梁先生这样。当时梁思成先生就说，中国正处于一个积贫积弱，军阀动乱，天下大乱，山河破碎这样一个情况，可是梁先生就在李庄这几间破落的木板房中，写出了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使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中拥有了一席之地，我想这就是文化自信。而且这种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自夸、自傲和自负的自信。而这种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明白它的形成过程，明白它的总数与特色，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那么梁先生的这种自信，来自于他对我们中国古代建筑的广泛和深厚的调查。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只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还不够，还要有文化先觉。

先觉，什么是文化先觉，就是面对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能够率先的感知到这种城镇化建设将会给我们文化遗产所带来的冲击和造成的危机。能够带来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时候，能够在社会狂热的时候，能够率先发出时代的先声。就像梁先生这样，大家知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拆除城墙、拆除城门的时候，梁先生当面对一位领导说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历史将会证明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而且林先生高呼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叫做：“50年之后，你们会后悔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北京要被迫迁府，他们在建设通州新区、雄安新区。如果当时听从了梁先生的谏言的话，那么现在的北京就是世界上一个宏伟的千年的文化古城。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先觉。同时，还要做到文化先行，做到我们所说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谢谢！

殷力欣：著名古建专家陈明达外甥，《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