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磊 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建筑评论》“两刊”总编辑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 建筑要“说话” 其意指建筑有种表达品质力， 即唤起并传递情感与思想。 建筑的崇高性 来源于同其自身目的之高度切合， 而这些目的将随不同地域与文化， 呈现高瞻远瞩的眼界与非凡的历史观。 在当今建筑作品的宣言中 纪念建筑是人类的里程碑， 它不仅可抓住设计与营造表达的秩序， 更赋予建筑以生命 为钟爱的人民奉上田园生活的结晶。
以历史大事件为触媒的革命纪念建筑及遗址价值，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与建筑文博学界的关注。感悟红色建筑经典的传承也要走继承、转化和创新之途，不仅要重视建构“有形记忆”，更要通过发现提升其历史科技文化的价值。2018年中央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2021年4期《求是》杂志发表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明确了革命纪念地该如何统筹并发展“教育”和“旅游”。 根据自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共计推介的五批497个“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中的近百项涉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红色建筑经典，研究了建筑遗产保护构成与保护规划设计修复策略，从而探讨何以让这些红色建筑经典真正走进当代人心灵、何以从建筑文博视角讲好中国改革发展的“故事”。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度给予人们与社会丰富的汲取前行之力。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中，红色文化就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与设计创作史诗。中央强调2021年要学习并讲述百年建党史，这里不仅凝聚国民的传统文化的芬芳记忆，还在“新四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沃土上，以建筑文博专业的名义成就文化建筑与传播的新作为，既要深挖历史也要放眼当代。2021年3月4日，正值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周年，它是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事件，其中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占33项，下表为第一批至第八批入选国保单位一览表，从中看到革命文物日趋重视。 以革命遗址与纪念建筑物为例，就有《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办法》（民政部1995年7月20日颁布）、《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国务院1980年6月4日颁布），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的定义是“为纪念革命烈士专门修建的烈士陵园、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念塔祠、纪念雕塑等建筑设施”。 如第一批“国保”中的平型关战役遗址、冉庄地道战遗址；第三批“国保”中的北伐汀泗桥战遗址；第六批“国保”的平西河头地道战遗址、半塔保卫战旧址、湘江战役旧址、昆仑关战役旧址、红军四渡赤水战役旧址和松山战役旧址这“九处”战役遗址，其保护规划不仅要保护纪念建筑本体及相关纪念性物件，更要对其背后所蕴含的“事件性”特征加以保护，其关键点在于对事件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的表达，这些理念是伴随建筑遗产保护的国内外发展而完善的。
回望历史可看到，中国近代史以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端，以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奋斗为标志，20世纪事件史迹和经典建筑折射了百年红色文化的脉络：从中共一大会议旧址到八一南昌起义大楼；从井冈山八角楼、瑞金“红中社”到古田会议；从“八七”会议到洛川旧址与延安宝塔山；从西柏坡到香山双清别墅再到天安门城楼与壮丽的“中华第一街”……这千百个记载革命历史事件的建筑和遗址，用有形的语境告诉世人：何为百年中国共产党战争与革命、建设与改革、传承与发展的实物、实证与实说。 《梁思成全集》的不少诸著述中都有他综合学习毛主席对文化遗产的体会观点。如1953年梁公为考古工作者训练班所做“古建序论”演讲中指出，爱护古建筑的意义不要忘记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话，毛主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现在看来，这是20世纪40年代毛主席对考古工作者与文博界的期望，更是对创造新中国建筑事业的文化与历史之瞻望。 历史是什么，重温重要足迹可令人明达，一是在历史印迹中发现文化现象，二是尤可在静观历程中感悟发展之价值。红色建筑地标不仅是城市空间导向、视觉标识的重要景观，更是携带红色记忆的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文本。以首都北京为例，其新中国建设成就，仅以1949年至1966年恢复建设期为例，其红色印迹明显的20世纪遗产就至少包括：1950-1959年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人民英雄纪念碑与“国庆十大工程”；1953-1966年文体设施如天桥剧场、首都剧场、北京天文馆、北京体育馆、首都体育馆等。以下对新中国以来红色遗产保护历程做个简要回顾： ·1982年颁布的《国家文物保护法》总则中就明示，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包括“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它无疑为我们珍视20世纪当代建筑经典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6年国务院颁布第四批“国保”时，采用了“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类别，让涉及20世纪事件的重要题材的遗产，载入国家遗产名录。 ·从20世纪遗产见证社会发展与人类科技进步的变革等方面，要信服年轻的深圳具有当代建筑价值。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但它有一系列制度创新处，拥有一批堪称改革开放纪念碑的标志建筑。所以深圳应关注并善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尤其该为这座城市保存更丰富更完整的建筑记忆。学党史且感悟深圳改革开放的先锋性，既要从深圳城市总体上加强传承保护，要将用改革开放精神凝聚的当代建筑，总体纳入文化遗产完整保护体系中，并要大胆探索“改革开放历史性建筑”的新命题。
2021年3月下旬，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的通知》，确定的主题是“文物映耀百年征程”，主场城市活动将在重庆举办。宣传口号包含“献礼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实证中华文明，迈步崭新征程”等，聚焦文物科技创新在文物保护利用上的支撑作用；聚焦系统保护与共识，传播“保护第一”“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聚焦文物惠民，提升公众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参与度。中央强调要在对革命文物传播中要讲好红色故事，要站在中共百年庆典时间点上，缅怀百年先驱，致敬为中国现代化舍生忘死、无畏付出的先驱们。以事件为例，这些年来已有一系列革命展陈呈现：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等。 从红色建筑经典入手，不可不联系“事件建筑学”与“叙事学”的问题。红色建筑遗产的叙事学应用，不仅仅是文字表述，而是城市与环境元素，通过组合、变化给人们讲述文化脉络、场地精神、场地空间、场地记忆乃至故事情节，重在通过叙事将记忆特别是情感交织在场所之中。情感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原动力，马克思认为，缺乏情感和热情，人会变得冷漠和物化，那意味着沉沦和生存危机。人文精神、文化修养、文化多样性选择是社会文化特征的主要表现，这种情感价值需要打动人的情感空间塑造、拥有革命历史底蕴和地方精神的情感记忆、体现社会群体聚合作用且有信仰力的集体情感，当然，它们不可缺失情感空间的原真性构建。 红色建筑经典不可忽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线建设”。在《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年11月第一版）一书，陈东林先生归纳：三线建设指“三线”和“小三线”地区建设，它历经“三五”、“四五”、“五五”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安排了几千个建设项目，这是新中国自1964年~1980年历时最长、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工程。对此尽管有正负两方面评论分析，但综合评价研究是积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对三线建设有高度评价。始于三线建设的东方电机厂等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成套发电设备供应商与电站工程总承包商，它是三线建设的成果。2018年习总书记到此调研，鼓励军民融合产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2016年12月17日-18日，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在重庆涪陵举办“致敬中国三线建设的‘符号’816暨20世纪工业建筑遗产传承与发展研讨会”。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816地下核工程是我国“三线建设”一个极具典型的案例。这里曾经是中国第二套核反应堆，现在以“世界上已知最大的人工洞体、全球解密的最大核军事工程”而著称。对于816工程的意义与价值，正如2015年6 月《人民日报》对“816 地下核工程”做了定位式报道：816，它既是一个历史名词，也是一种民族精神，一段共和国记忆，更是几代人的青春。这个历史名词叫“三线建设”；这种民族精神叫“无私奉献”；这段共和国的记忆叫做“备战备荒”。从红色建筑经典看，三线建设最应弘扬的是它的精神，它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源泉。早在1963年9月毛主席就指出“要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这是“三线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历史地看，以攀枝花为代表的三线建设的艰苦创业精神，与几乎同时期宣传的大庆精神，都成为当时中国工业建设上“一南一北”的两面旗帜，它们无疑是建设者的历史伟绩与艰苦奋斗精神在新时代发扬的理由。 从红色经典中可领略到丰富的内容，其中信仰之力是百年时代记忆的“体”与“魂”。湖北洪湖的瞿家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1988年第三批国保），它系1927年-1934年以贺龙、周逸群等革命先驱创建的根据地，它也是长征主力红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地。毛泽东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著作中评介道：“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在这里有近40处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旧址及历史遗迹，其独特的古朴建筑韵味，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陕北延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圣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生活战斗了13载，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延安精神，作为红色经典圣地，现有革命旧址445处，42家A级景区中有19家为红色旅游景区，革命旧址保存规模与数量全国居首。当年专门为中共七大修建的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中西合璧朴素大方的经典之作。从红色经典传播的政治性、科学性与生动性看，党的七大历时50天，是党史上会期最长的，七大共召开了21次全体会议，也是党史上全体会议最多的。 红色建筑经典文化一般与重大会议会址、秘密联络情报站、革命斗争指挥中心等遗址相关，公共历史建筑、居民区乃至战争遗址都体现鲜明的地方特色，其兼容性与伴生性明显，无疑这是红色文化赋能文化遗产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红色文化要想成为旅游吸引物，还要通过城市与建筑的红色叙事与游人建立关联，赋予特殊意义才行。值得注意：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重视革命经典纪念地的保护与利用，针对革命纪念地追求规模气魄之风，早在1957年召开的全国纪念性博物馆工作座谈会上，周总理就强调“纪念性博物馆一定要搞原状陈列，决不能追求规模、气魄。”他屡次指出革命纪念馆“应还原状，一夸张就错了。”1974年8月国务院发文《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第一号，要求对革命纪念建筑“不要喧宾夺主，另搞富丽堂皇的新建筑”。同样，周总理也强调，基建工程要服从历史建筑，反对倒置。如1954年北京市容整修时，周总理为保留北海的团城，让中南海国务院院墙后移；1968年为保住古天文台，周总理又让地铁局制定了绕过天文台的方案。
20年前，澳大利亚学者乔恩•霍克斯提出，城市除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外的第四级是“文化活力”，无疑这不仅合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贯主张，还特别在城市建设中强调了文化的价值体系、特殊资源及动力作用。事实上，无论是新旧城市对“文化城市”理念的植入是不同的，但共同的是文化可持续的核心是要促进城市多元化发展，以找准城市活力迸发的价值导向。因为大量中外城市发展的路径证明，没有文化的城市发展是欠活力的，更会丧失灵魂的增长点，到头来将损害城市的发展潜力且无后劲。 如第一批至第五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中，深圳地区入选项目共计6项它们是：深圳国际贸易中心、深圳蛇口希尔顿南海酒店、深圳地王大厦、深圳图书馆、深圳发展银行大厦、华夏艺术中心。从改革开放的创新设计看，深圳当代建筑遗产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当代价值可总结出有如下内涵的方面： 其一，从文化高度把握现代化的深圳建筑，是营造特色鲜明的现代城市建筑的要点； 其二，要破除深圳城市曾经的“文化沙漠”的论调，需要确立文化自信是深圳城市文化发展的逻辑起点，因为它可决定深圳城市文化建设的眼光和格局； 其三，创建城市文化之路有许多种，但创造别具一格的、有人文内涵的建筑布局，是体现公众互动并参与，用文化型建筑使城市富强的关键； 其四，十九届五中全会及“十四五”规划都将“城市更新行动”落地，关注当代建筑遗产的传承与利用，深圳作为中国创新型示范城市就充满雄心与构想。 城市建筑界从改革开放中获取最重要的实惠，是创新步伐下中国城市的卓越作品且提升了民生幸福。如果说“北上广深”是中国城市建设改革发展的先锋之城，那么经济特区更是率先结下优秀项目的成果之地。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曾经的小渔村做出了城市建设上一系列“破天荒”的大事。建于1984年的国贸大厦，以160米的高度成为国内当时最高的摩天大楼，“三天一层”的“深圳速度”响彻海内外。当时香港的记录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快速度是4天一层。该项目由中南设计院设计，由中建三局施工，设计与施工的完美结合，不仅使深圳国贸大厦高高耸立，更体现了深圳建设精神，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国缩影。深圳国贸无疑是这座新型城市的首个地标，当时有言“不到国贸，不算来过深圳”，它使深圳的设计与施工的先锋性在业界充分展现，创造了堪称当代“遗产”的建设奇迹。 深圳对自己乃至全国城市建设管理与建筑设计作出了太多的贡献与成就，这就在于它是改革开放的实验田与桥头堡，它孵化并创造出太多的创新设计之外的“中国第一”管理经验。所以，从20世纪遗产与当代建筑遗产看，无论是设计机构还是建筑师与管理者，重新认识广东和深圳很重要，因为核心是应重新认识并评估自己。放眼“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圳改革开放史无疑是可复制的中国当代建筑遗产史。可见，深圳有条件为中国补上20世纪遗产保护的当代课。 深圳40载具有世界奇迹般的成功，不仅在经济与管理创新上，几十年前实施“文化立市”战略是关键，它们的“文化论输赢，文明比高低，精神定成败”的口号是文化自强与自信的当代再造，更是筑就城市文化基因的当代标志。如果说党史学习让我们更坚定中国步入“文化强国”的愿景，那么当下就必须在真正落实建设“文化强市”、“遗产强国”等目标上下功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关注的当代建筑遗产（即20世纪遗产）的“课程”，中国应尽快补上，如果说“北上广”有大量百年以上建筑，那么，深圳的历史建筑正是这代表改革开放创新文化的新作品和“教科书”。中国欲从建筑遗产类型上跟随世界遗产脚步，深圳最有条件做在前面，这包括20世纪遗产的政策与立法。
其一，革命经典项目多为战争年代因陋就简所建，限于建造材质及设计施工工艺的简单，相对于古建筑与历史建筑，较容易损毁，因此要在政策与法规上为守护革命文物提供保障，国家应研究编制技术与管理策略兼有的《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 其二，革命经典项目之所以要保护并传承好，贵在它弘扬着红色文化与精神。“工历百年而不衰”是建筑之历史记忆着时间，要通过有形的设计建造，印证了文化推演的进程，所以要让红色资源“会说话”，更要让红色资源“活起来”；
其三，对当代遗产而言，时间是忠实的记录者，时间是最大的革新家。一座城的经典建筑地标之所以有保护、传承及利用价值，不仅是因为深圳的“率先”诠释了“深圳速度”与“深圳高度”，更是它锚定“全球城市”的改革开放不止步。深圳经典建筑让人们想到历史回声与城市的一个个光荣记忆，在一个个新生的设计实践与思考中，把握住“新建与更新”交相穿插的“度”，这是业界与全社会对新型城市历史文化的态度，也是用建筑的改革开放之思，致敬中共建党百年的理由与专业自信。
